澎湃思想周报｜生育率与生育资源；获庇护后仍被驱逐的难民们
贾敏，季寺
生育率与生育权
在新冠疫情下全球人口缩减的背景下，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之际，生育再次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
“果壳”公众号刊登的《生育率降低怎么办：不是把女性赶回家，而是让母亲能重归职场》一文指出，全球224个国家中，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有96个。文中援引了《空荡荡的地球》中提到的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包括城市化让孩子成为负担而非劳动力，避孕方法的发展、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亲戚、宗教等传统催生力量的衰落等等。而在作者游识猷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压力，托育、教育、购房等方面的高额支出以及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感让人们不敢生，即使经济无忧，照顾孩子需要的人手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也都难以获得。一系列研究显示，女性生育二胎的意愿和生育期间得到的劳动保护、家庭支持与生活照料以及幸福感成正比。
2019年2月27日，韩国首尔，一家医院的新生婴儿室。
该文主要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让女性回家，生育率就能上升。这种观点背后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即女性的职场参与率和收入越高，生育成本就越大，养育的子女就越少，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成负相关。游识猷指出，贝克尔的结论在1970-1980年代前是成立的，但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近年的研究表明，女性收入和子女数量的关系是一条先降后升的曲线，女性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生育子女数量会开始上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者2009年在《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中提出，随着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两性更加平等，生育率会先降后升。转折点在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9时，这意味着75岁的预期寿命，25000美元的人均GDP，以及教育指数达到0.95。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6.9岁，但后两项指标仍有一定差距。
在当今社会，很多女性在不会被职场抛弃、有存款或收入的前提下才会愿意生育。并且与具有传统性别观念的女性相比，具有平权观念的女性更可能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从而抵御生育风险。在经济风险和个人责任加大的今天，帮助女性不要因为生育退出职场才能获得经济和人口的双赢。
公众号“国际妈妈国际娃”日前刊登的《生育权，真的是特权吗？献给母亲节！》一文中，作者从一名学术女性的亲身经验出发，对生育权是女性的特权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
作者表示，由于密集的学术训练和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很多女性都不敢在博士阶段生育。在受到朋友反抗资本绑架的鼓励后，她决定怀孕，由于预产期临近开学，又有教学任务，她颇费了一番周折才争取到休完产假再接手课程的安排。而在生完第二个孩子之后，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再有精力去冲刺终身教职的目标。有朋友等到当上助理教授后才开始生育，在丈夫的支持下一度前景不错，却在新冠疫情的意外冲击下陷入困境。学校“性别学系”的教授给的建议是，等升到副教授再生育。
文章总结道，生育权不是特权，女性拥有的只是生育资源，由于生育期间的权益难以获得以及生育对职业生涯的负面影响，要不要使用这种资源、什么时候使用，对女性而言是千思百虑后的博弈。并且这种资源并不仅仅属于女性和她们的伴侣，还被制度所规训，一旦使用超出配额，就会受到惩罚。
文章还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学界，由于“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学术女性从事低收入且不稳定教职工作的比例比有子女的男性高出132%，孩子在6岁以下的学界女性取得终身教职的比没有孩子的同行低21%。但对于男性而言，孩子确是他们职业发展的福星。在雇主看来，有孩子的男性更有责任感。有孩子后美国男性的工资平均提高6%，而女性每生一个孩子，平均工资就下跌4%。美国学界取得终身教职的男性中，70%有孩子，女性则只有44%。也就是说，如果生育是一种特权，那么也是男性的特权。
获得庇护后仍被驱逐的难民们
近日，Patrick Maynard 在《雅各宾》杂志发文探讨了叙利亚难民在获得庇护后却被驱逐的情况，作者认为这显示了欧盟人道主义的空洞性。而一个扩张的Frontex（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将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一个在公开文件中只被称为法迪的年轻人一直在进行一场远比他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想象的要艰难的战斗。为了逃离内战，他第一次从叙利亚的代尔祖尔来到欧洲。2015年，德国当局承认他是受法律保护的难民。从那时起，法迪就用他的德国护照寻找他失散的兄弟，他认为他的弟弟被困在希腊，他希望把他带到德国。
位于希腊莱斯沃斯岛的莫里亚难民营
他为这些愿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法迪在2016年11月去了一趟希腊，希望能找到弟弟。当时弟弟只有11岁，为了逃避ISIS招募离开叙利亚，法迪希望能在希腊找到他。
法迪说，当他在希腊埃夫罗斯地区的一个汽车站寻找时，警察找到了他，问他的种族是什么。在回答他是叙利亚人后，他被警察拘留，警察把他带到一个不知是哪的地方，尽管他抗议说他是一个有证件的德国居民，在欧盟是合法的，有证件可以证明。据称，他们拿走了他的身份证、文件和财物，然后把他交给一群他称之为“突击队”的人，这些人讲德语，有武器，蒙面，完全穿着黑衣服。
他说，这些突击队员殴打任何试图与他们交谈的人，他们用一艘橡皮船把一群被拘留的人——有些人只有一两岁——带过土耳其的河流边界。他们处于没有证件、无家可归、没有国籍的状态，被扔在土耳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在那里居住过。法迪花了三年时间才拿回他的证件和欧盟居留权——在此期间，他多次试图回到希腊，以寻找他的弟弟。他一直没有找到他。
法迪所遭受的磨难是所谓的“推回”（pushback）行动的最极端版本。在其他形式中，这些行动可能涉及将人们阻挡在欧盟的边界之外——例如拒绝他们从海上进入。
许多移民权利团体指称，这种行动通常由欧盟的边境安全机构Frontex领导，该机构协调各国政府的反移民行动，是欧盟增长最快的机构。组织总部设在华沙，预计到2027年，将从目前相对较小的员工队伍发展到可能包括一万名边防守卫。
这个欧盟机构的任务是只治疗那些欧洲国家帮助延续的症状，而不是解决迫使人们流动的根本原因。通过拉动控制全球经济的金融和政府杠杆，工业化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创造了经济学者Michael Yates所说的紧缩政策、土地盗窃和政治压迫的“复杂酿造”（complex brew）。
作为这些因素的补充，欧洲国家往往要么默默地参与，要么积极鼓励向附近的冲突地区出售武器。例如，德国制造商Hensoldt和Rheinmetall在德国政府完全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南非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武器，用于其对也门的战争，避开了出口禁令。而法国工业巨头空客公司通过土耳其运送飞机，躲避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这种行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产物，因为武器销售是企业可以进入的更有利可图的部门之一，而且当发生不当行为时，被收买的政客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些因素——紧缩政策、土地盗窃、政治压迫和对暴力内战的鼓励——共同构成了一个新殖民主义区域，里面的人们从全球南部去到全球北部的机会是很低的。
美国的左翼曾抱有希望，认为拜登新政府可能会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更多的和平主义立场——也许会将一方从底格里斯河和地中海之间上演的血腥、多面的悲剧中移除——但他们感到非常失望。上任后，拜登立即将轰炸叙利亚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履行其15美元最低工资的承诺。因此，武器销售在继续，冲突在继续，叙利亚难民继续试图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那些愿意帮助难民的人正成为政府行动的目标。3月1日，一百名军官突袭了意大利各地的住宅和办公室，没收了活动人士的电脑、电话和文件，被告因拯救生命而成为目标。希腊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正如《雅各宾》去年报道的那样，至少有一千名寻求庇护者在希腊边境当局的手中被推回。
Frontex并不用对欧洲人权法院负责，人权法院只对成员国有管辖权，而对欧盟自己的全大陆机构没有管辖权。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使Frontex更加胆大妄为，以至于它可以放心地把一整架飞机的潜在难民从希腊运走，然后放在土耳其——就像法迪经历的那样。
Frontex还刚刚赋予了自己携带武器的权力，尽管正如德国广播公司ZDF发布的Frontex档案调查网站所说：“没有法律规定允许欧盟机构的成员携带枪支”。换句话说，成员国从未就这些武装Frontex的权力进行过投票——它们完全是欧盟单方面决定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准军事边境部队的产物。
法迪喜欢生活在德国，遇到了很多善良的好人，但他希望能回到边境地区，带着相机记录政府在那里的所作所为。
当局可以不理会他——或者再一次绑架他。虽然这可能会再次损害他的生活，但对他们来说区别不大，因为他们的行动几乎完全是徒劳的：只要全球北方鼓励的不稳定、不平等和战争将全球南方的居民赶出他们的家园，即使有一万名军事化、不负责任的边防守卫也不足以阻止流动。
中世纪的一幕
近日《卫报》则报道了希腊难民营中发现难民尸体被老鼠包围的事件。援助人员说，尽管欧盟拨出数百万欧元来改善设施，但希腊希俄斯岛的情况仍很糟糕。
几天前，在希俄斯岛的一个荒凉的难民营里，一名年轻男子独自死在帐篷里。当警卫赶到现场时，也就是这名索马里难民死亡约12小时后，尸体已被啮齿动物包围。最初提醒工作人员的是一个寻求庇护者，后者在看到老鼠成群结队时惊恐不已。
当天是东正教的复活节星期一，是希腊的国定假日。希腊当局没有提供这名28岁死者的姓名，他被认为是自然死亡。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希腊移民部排除了谋杀的可能性，并说这个“不幸的人”被一名军医发现耳朵和手被咬了。“准确的死因将从即将进行的尸检中得知。”
虽然是注册的难民，但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这名索马里男子被要求留在基奥斯Vial山顶的收容中心。自去年疫情开始后，岛屿收容中心一直受到严厉的封锁措施的限制。“我们收容他们并为他们提供食物，因为他们是人类，我们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这个营地的长官Panagiotis Kimourtzis告诉《卫报》。“当有人死了这么多小时后，出现啮齿动物也是合乎逻辑的。营地是在2016年很快建成的。这个营地位于自然界中，周围都是田地。我们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我们使用杀虫剂，但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这位年轻的索马里人，就像在他之前的数十万叙利亚人一样，离开了一个因暴力和贫困而臭名昭著的国家。在欧洲难民危机爆发近六年后，这段已经漫长而危险的旅程的悲惨结局再次凸显了希腊岛屿“接待中心”的恶劣条件。
对于莱斯博斯、希俄斯、萨摩斯、莱罗斯和科斯这五个处于移民潮前线的爱琴海岛屿上的援助工作者来说，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了欧盟领导人在这个边境所推行的遏制政策的失败。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Intersos在希腊的执行总监Apostolos Veizis博士说：“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希腊岛屿营地是拥挤和不人道的代名词”。人们每天都暴露在老鼠、垃圾和暴力之中。在整个岛屿的诊所里，儿童经常因被老鼠咬伤而入院。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如此没有尊严的条件下，这实在可耻和令人震惊。
在过去的一年里，抵达欧洲的寻求庇护者人数急剧下降。根据希腊公民保护部的数据，估计现在有11472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在爱琴海前哨站登记。维尔岛在2019年12月接纳了5000人，现在接纳的人数约为这一数字的五分之一，这是严厉的移民政策（包括“疏散”这些岛屿）的结果。
自从欧盟与土耳其达成有争议的阻止人口流动的协议以来，这些岛屿已经成为欧盟阻止移民的战斗中的一个缓冲区。雅典收到了约30亿欧元（26亿英镑）的欧盟资金，用于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管理移民危机，但批评者声称在当地看不到支出的证据，那里的条件受到了欧洲顶级人权监督机构之一的谴责。
在岛上工作了十多年的Veizis说：“如果使用得当，我们就不会在这么多年后谈论一个中世纪的场景，一个死人被老鼠袭击。所有的营地都很可怕。每天都有人生病，在精神上和身体上。你不得不怀疑，这样对待他们，不把他们当作人，而是当作数字，是欧盟故意的政策选择，以便更多的人不会来。”
在欧盟的支持下，雅典的中右翼政府已经承诺用最先进的“封闭式”设施取代岛上的设施。上周，政府的“透明度门户”证实，欧盟已经拨出近2.7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在明年3月31日之前完成新的营地。其中，1.55亿欧元被指定用于莱斯博斯和希俄斯的新接待中心。
希腊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被指责推回了移民和难民。但希腊移民部长Notis Mitarachi最近表示，在土耳其威胁要让寻求庇护者涌入欧洲之后，随着边境管制的加强，自去年3月以来，离开希腊的人比到达的人要多。
他说，住宿设施中的移民和难民人数也从一年前的9.2万人下降到5.6万人。他告诉欧洲同行：“在过去的12个月里，更多的人通过驱逐出境、自愿离境或重新安置的方式合法地离开了希腊。我国大约有6万名被认可的难民，比国家相信的要少。”
虽然希腊的难民人口已经大幅减少，但那些被困在岛屿上的人恢复正常的前景仍然难以捉摸——尽管加速了疫苗接种活动，而且未来几周内有可能恢复旅游。“长期以来，联合国难民署一直对岛上难民营的不稳定状况表示担忧”，难民署在雅典的发言人Stella Nanou说，“除了物质上的困难和挑战，还有疫情的不确定性，这使人们更加沮丧，因为他们常常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
网络漫画引发对学术发表的反思
近日，兰德尔·门罗（Randall Munroe）创作的网络漫画XKCD刊登了一则讽刺科学发表弊端的作品，用儿童式的语言描述了科学论文的12种类型：“我们把照相机放在了一个新地方”； “我终于可以证明我同事是错的了”；“免疫系统又出状况了”；“我们知道怎么制作这种特殊材料了，想要的话给我们写邮件”；“鱼究竟在水下干嘛呢”……这则漫画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还效仿创作了针对自己所在学科的版本，形成了一次全球性的关于当代学术实践本质的跨学科对话。检验医学专业的内科医生本杰明·马泽（Benjamin Mazer）在《大西洋月刊》撰文对这场由一则漫画引发的学术互动进行了评述，同时对大流行背景下的医学论文发表进行了反思。
马泽说，真正的科学进展和成功的约会一样，同时需要准备和机缘，但职业科学家却必须不断地创造这样的魔法。大学往往以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而不是质量来评价其研究人员。科学家们会半开玩笑地抱怨这种需要不断填充简历的压力导致了有缺陷的和非独创的发表论文。门罗的搞笑漫画解释了一旦剥离了专业术语，学术文献和其他形式的交流一样，都容易受到重复、浅薄、迎合、琐碎等问题的影响，很快引发了一场模仿风潮。
短短几天内，社会学家Kieran Healy创作了一个社会学版，条目包括“这看起来很坏很奇怪但当你是个穷人的时候这非常合理”和“我采用了社会学的路径，不像某些人。”流行病学家也参与了进来——“我们并不真的明白我们在干什么：但这里有一些模型！”统计学家的版本是：“一项没人在意的新的稳健方差估计量”；生物学家则表示：“新显微镜！你们的都落伍了。”科学记者很快跟进：“读者喜欢动物。”一名博士生做了一个网站帮助用户创作他们自己的版本。甚至有人做了调侃科学论文漫画的不同类型的漫画……至此，作家、互联网活动家Cory Doctorow称赞这个创作笑话的集体项目是“一次揶揄但富有洞察力的自我民族志行动——将自我批评包裹在幽默当中来讲故事。”
流行病学副教授、杰出的医学研究批评者Vinay Prasad表示，这个网络迷因切中了要害，“很多论文不为任何目标服务，不推进任何议程，可能不正确，毫无意义，也没人读。却是晋升所需要的。”学术文献中充斥着大量无关内容，但让马泽感到困惑的是，在现有的激励机制下，这种令人遗憾的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告诉一群聪明而野心勃勃的人在能够通过同行评议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发论文，结果必然是系统被玩弄于鼓掌：一项实验的结果被切碎放到一打论文里；为了得到更有趣的结果，数据被篡改，结论被夸大。最高产的作者每周都能发表一篇论文，跟不上的人找论文工厂替他们做（或者伪造）研究。
在医学界，新冠疫情的紧迫性使得快速发表大量论文变得更容易了。诸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和《柳叶刀》等最顶尖的期刊传统上会将有限的版面留给昂贵的大型临床试验。然而在大流行期间，他们开始迅速接收仅仅是描述了几个病人的报告，很多简历由此得到了充实，一些科学家甚至开始把新冠硬塞进很多原本不相干的研究当中。截至目前，已经有20万篇新冠疫情相关的论文得到了发表，其中只有极小部分会被阅读或是运用到实践当中。公平地说，在一场前所未有健康危机中很难预先知道哪些数据会是最有用的，但大流行下的发表加剧了一些早已根深蒂固的恶习。家庭医生和批评家Michael Johansen指出，新冠论文代表了整个学术文献的情况，一些真正重要的论文和大量不会也不应被阅读的东西。例如通过同行评议的证明疫苗切实有效的论文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从英国全国性的康复试验中得到的数据为当前使用的标准治疗手段如地塞米松提供了强力证据。但关于特殊个例和预测不可预测之物的新模型的论文对医学毫无帮助。一些糟糕的研究甚至会对新冠病人的治疗起反作用（比如羟化氯喹）。
马泽自嘲说自己是个伪君子，因为门罗的漫画里就有一个条目是“一些关于别人的研究都很差劲的想法。”但由于《大西洋月刊》没有被科学数据库收录，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他的职业并无益处。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内科医生和科学主任Anirban Maitra在职业生涯中发表了300多篇论文（他创作的医学论文类型漫画中包括“在一篇随机的病理学论文标题里加入‘人工智能’这个短语”），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仓鼠转轮游戏，都知道自己是仓鼠，但他和马泽采访的其他科学家一样，也想不到修复系统缺陷的方法。
文章最后提到，门罗的漫画虽然可以看作是对科学共同体的批评，但令其得以病毒式传播的吸引力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它也传达出了科学家沉迷在自己的学科里时感受到的快乐（比如其中一条是“我发现了一个旧记录的宝藏！他们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用处，但还是很酷！”）。尽管发表数据令人伤感地成为了研究质量的替身，但从一则网络漫画就能在科学社群中激发如此的热情合作来看，一定存在比无止尽地拼论文更好的培育知识的方式。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栾梦
生育的机会成本影响家庭生育计划
我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尽管2016年出生人口数明显增加，但明显低于预期，且政策的长期效果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近期一些生育意愿调查表明，政策放开背景下人们的生育意愿没有显著提升，而生育成本高是很多家庭“不敢生、不愿生”的主要原因。生育成本分为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作为生育成本的构成部分，成为当前影响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生育直接成本包含孩子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甚至子女婚嫁等支出；生育的机会成本则是因抚养和教育一个新增孩子引起的女性受教育、提升、获得收入的机会的损失。相对于家庭承担的生育直接成本，女性所承担的生育机会成本的测量要复杂得多，它是没有获得的收入，其概念基于一种“反事实”的假设，即如果某个女性的孩子没有出生，那么她将多获得多少经济劳动收入？从这个角度讲，测量女性机会成本最经典的方法就是控制其他变量来计算未育女性与生育女性收入的差值。
以往的理论研究表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对家庭生育决策和国家生育率下降产生重要影响。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认为，家庭通过判断养育孩子的收益与生育成本的比较做出生育决策，收益大于成本则会选择生育，反之则相反。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从家庭效用角度出发，认为对孩子质量的追求导致的机会成本上升，是家庭选择减少孩子数量的主要因素。在实证分析中，国外有不少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对因生育孩子导致的女性的经济损失进行了测量，但横截面数据无法准确反映女性生育和工作状态的转换，且关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未形成统一的清晰概念和测量方法。国内学者的研究同样证实了中国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存在晋升机会损失、岗位被调换、收入和闲暇时间减少等现象，且当前多项调查显示，“照料压力”“母亲的精力”成为影响家庭生育二孩计划的重要因素，它们恰恰反映了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已有对中国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定量测量仅仅局限于局部地区的家庭因生育损失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女性怀孕期间的间接经济损失的估计。生育的“机会成本”是生育率经济学中早就提及和阐述的影响生育率的概念，在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也经常被认为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相比，我国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定量测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生育对女性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育行为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由于要承担幼儿的抚育和照料工作，生育通常会导致女性劳动市场工作时间的减少，甚至劳动中断。二是生育行为还使工作女性在工资率即小时工资上处于劣势地位。现有研究表明每生育一个孩子会使女性工资率降低1％—18％。关于母亲工资率低于未育女性的原因存在多方面的解释：一是较低的人力资本，即生育中断导致女性在市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更少；二是“家庭友好型”工作特征，即与未育女性相比，母亲更倾向于选择需要更少精力的工作或者兼职工作，这类工作往往收入较低；三是较低的工作效率，即母亲的精力更多地花费在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上而不是市场劳动上导致其工作效率更低；四是雇主的歧视，即母亲的工作效率低导致已育女性和未育女性相比，更难被雇佣、拿到的薪水更低；五是选择效应，即选择生育的女性在生育之前与未育女性就可能存在工作产出和收入的不同，母亲生育第一个孩子前的收入已经低于未育女性。鉴于生育行为对女性工作时间和工资率两方面的影响，测量中国女性生育机会成本首先要测量女性因生育而损失的劳动市场工作时间，其次要在计算其损失的劳动市场工作时间基础上，赋予其经济价值。
人口经济学认为，女性因生育导致的时间损失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市场工作的时间损失，二是闲暇时间的损失，三是由时间损失引起的某种消费的牺牲。其中闲暇时间的损失和消费牺牲的经济价值难以明确和测量，因此在估计女性因生育导致的时间损失时大多数研究主要考虑其直接从事劳动市场工作时间的损失。受限于数据，一些研究用女性孩子照料或增加的家务劳动时间对其损失的劳动市场工作时间进行替代。但通常认为，通过生育不同孩次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对其直接估计更为准确。女性就业长期追踪数据的可获得性使得人口学中的多状态生命表法在此领域的应用成为可能。女性的生育以及就业状态均为动态的过程，多状态生命表允许女性在不同就业状态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因此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估计。具体步骤为：（1）把工作年龄女性（16—54岁）按照以周工作小时数划分的工作状态编制生命表，除死亡状态外，不同工作状态之间可以相互转换；（2）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可以估计不同特征女性（尤其是生育特征）分年龄不同工作状态之间的转换概率；（3）在转换概率的基础上即编制工作生命表，进一步利用生命表的生存人年数或累计生产人年数可以得到生育不同孩子数的妇女的工作时间；（4）未生育女性的工作时间与一孩、二孩的母亲的工作时间相减即可得出一孩母亲、二孩母亲因生育而损失的工作时间。另外，在估计女性因生育导致的时间损失过程中，除了考虑女性生育特征外，还需要考虑不同群体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差异性，如不同民族、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工作单位性质等。
将工作时间损失折算成工资收入损失，还需要使用工资决定方程来估计女性工资率。鉴于不同特征女性的工资率不同，以往研究中直接使用女性的平均工资率或仅仅考虑女性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工资率显然不够精确。在具体计算过程中，以女性小时工资数的对数为因变量，加入生育特征和多状态生命表构建过程中相对应的特征，即可得到不同群体女性的工资率。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工资率分析时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即调查能获取的工资均来自已经参加工作的女性。经济学中经典的Heckman两步法工资决定方程可以克服该样本选择偏误。它的计算思路为：首先，在整体样本中使用probit模型构造出基于理论预测的模型方程，对女性是否参与劳动进行分析预测；然后再将预测的女性参与劳动概率加入工资率决定方程，即可得到更确切估计。最后将基于多状态工作生命表方法得到的女性因生育导致的劳动时间的损失和基于工资决定方程得到工资率相结合，便可以得到不同群体女性机会成本的估计。通过不同群体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对比分析，可进一步分析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产生机制。
本文提供了一种使用人口学方法即多状态生命表法估计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思路。该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对于处在动态变化中的女性生育状态和就业状态，通过动态追踪数据多状态生命表法可以提供女性因生育损失劳动市场工作时间更精确的估计；Heckman两步法工资决定方程修正了样本选择的偏误，提供了女性工资率更确切的估计；除考虑女性生育特征外，年龄、民族、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工作单位性质等也被纳入分析，估计结果更丰富、细致，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也更有政策意义。了解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到底有多大及其产生机制，将对建立健全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促进女性的家庭—工作平衡，进而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意义。
超低生育率可以被扭转，但一个家庭生多少孩子由什么决定？
按： 三孩生育政策来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精神，中国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改善人口结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生多少孩子的决策呢？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 （Matthias Doepke）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研究了西方国家的生育率取决于什么因素。他们发现，伴随经济增长的生育率下降反映了投资孩子数量到孩子质量的转变。在前工业化时代，教育回报低，孩子很早去工厂当童工，因为工作的孩子大多数可以养活自己，因而从父母的角度看是“便宜”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教育越来越重要，养孩子变得越来越贵。给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家庭敏锐地察觉到高等教育潜在的高额成本，很有可能打消他们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
但这并不意味着，低生育率的状况无法得到解决，作者发现，如果政府政策和当地社会规范能演化发展，使父母能兼容养育子女与追求事业的话，超低生育率可以被扭转，而简单的生育补贴政策是相对无效的。另一方面，如果男性能够被说服分担更多育儿责任，那么女性决定生更多孩子时会更轻松。
《生育率与童工：从大家庭到小家庭》
文 | [美] 马赛厄斯·德普克 [美]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
译 | 吴娴、鲁敏儿
校 | 王永钦
孩子的“质量”和生育经济学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人们生多少孩子的决策可以用他们面对的激励来解释。激励取决于人们生孩子的目的和养孩子的成本。我们先从目的开始分析。为什么人们要生孩子？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进化设定了人们想要生孩子：毕竟没有孩子的人不能传递自己的基因，所以自然选择偏好喜欢生孩子的个体。然而，对孩子的普遍渴望不能解释我们所描述的关于生育选择的基本事实。如果是那样的话，在能够承担养育孩子的成本的约束下，父母会尽可能多地生孩子。接近温饱线的贫困家庭就只能负担得起生较少孩子的费用。相比之下，一个百万富豪应该毫不费力就能抚养大量的孩子。因此，如果人们关心的只是孩子的数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正如富人买了更多的食物和汽车，他们也会有更多的孩子。但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至少在过去的200年间，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正好相反：人们越富有，选择生的孩子越少 。
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是第一个着手处理收入—生育负相关关系谜题的人，在把经济学思想应用到理解父母做出的决策上，他比其他任何人做的工作都多。贝克尔的基本观点是父母普遍享受拥有孩子的同时，也享受贝克尔所说的孩子的“质量”。孩子质量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解读，但一般而言，这意味着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和富有，即他们无私地关心孩子的幸福。
父母关心孩子质量意味着他们面临两个相关却不同的关于孩子的决定：生多少孩子以及在每个孩子身上投资多少。因而生育决策不仅取决于收入（或者更一般而言，父母拥有的资源）、抚养孩子的成本，还取决于投资孩子“数量”（也就是大量的孩子）与质量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出发，收入增长时期的生育率下降可能是由于抚养孩子成本的上升，或者是由于人们对孩子数量的追求向质量的追求转变。
我们认为伴随经济增长的生育率下降反映了投资孩子数量到孩子质量的转变，这个转变是由经济激励推动的。教育是孩子质量的最重要的形式。当我们谈论到投资于孩子质量时，我们会说把孩子送去学校而不是让他们工作，可能还有支付优质私立学校的学费而不是把他们送去一所普通的公立学校。学校教育不是最终目的；当父母投资孩子的教育时，他们期望这项投资将来能以孩子更好的经济前途为形式带来回报。
在研究经济发展与生育决策关系的经济学家看来，对人口转型影响最大的经济趋势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增长，也就是教育的回报率提高了。尤其是经济学家奥德·加勒（Oded Galor）和戴维·韦尔（David Weil）做出的学术贡献，他们认为教育的高回报激励父母在孩子质量上投资更多，并且为了努力承担起这种投资比前几代人生的孩子更少。
在前工业化经济中，大多数家长没有经济动机给孩子提供正式的教育去学习识字、计算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技能。大多数人不识字，但那也没关系，因为多数工作不需要识字。只有一些高级职业要求识字，比如神职人员和早期大学的学者。那样的职业对多数人不开放，所以父母几乎没有理由要求孩子接受教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缺乏教育的经济回报解释了对孩子质量的投资不足。
低教育回报的负面影响是童工。不上学的孩子很早就可以工作并帮助养家。因此，低教育回报率也解释了前工业化时期童工的普及。事实上，相比于教育决策，童工的存在对生孩子的成本有更大的影响：工作的孩子大多数可以养活自己，因而从父母的角度看是“便宜”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孩子可以工作时，生很多孩子是合理的。
童工普及时，生很多孩子是合理的
在过去，童工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在19世纪教育普及前，除了生活最优渥的孩子以外，做童工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必须的。童工不仅仅很常见；还完全不会受到谴责。如果有的话，也是相反的情况：工作被认为对孩子有好处，它的反面——也就是懒散——被认为有害，因为不工作使儿童不能为将来的成人生活做好准备，还有可能促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在教授识字和计算的现代学校出现以前，存在被称为“劳动学校”（work school）的地方，没事做的孩子被派去从事生产，不然就到劳动学校去。不像现在的“血汗工厂”，这些劳动学校的目的不是用孩子牟利，而是防止没事做的孩子惹上麻烦。
即使在童工通常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是剥削和虐待的今天，很多人仍可能认为有一些工作经验对孩子有好处。这对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来说当然是对的，他们可以利用暑期工作第一次接触“真实生活”。在农场，孩子帮着做家庭工作仍然是常见的（而且合法的）。
当然，在前工业化时期和如今的发展中国家，童工的工作条件与在现代农场偶尔帮忙工作几个小时是不一样的。但是送孩子去工作的决定要放到家庭境况的角度来看，在童工常见的地区，这样的家庭往往是贫困的。当抚养整个家庭是日常挑战，而学校教育不是一个现实选项时，让年长的孩子为家庭收入做出贡献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童工的机会在决定生育率中起到了作用，在工业化早期可以发现这一有趣也发人深省的例子。在工业化之前，童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孩子和父母一起工作。在工厂工作成为常态后，雇佣整个家庭（父母和孩子一起）作为工人也是常见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童工的新形式，专门利用孩子的身体比成人小的特点。采矿业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工业革命是建立在煤上的，因此煤矿开采成为工业化时期一个主要的增长产业。
煤矿很危险，但是由于工人经常要进入很小的空间工作，所以儿童在煤矿有特殊的生产功能。在矿区，儿童的工资很高，让孩子工作对父母来说是有利可图的。19世纪早期，矿区的生育率异乎寻常地高也就不奇怪了。这不仅适用于英国，对于整个欧洲来说也是这样：矿区有最高的生育率，其次是农村地区，而城市的生育率最低，同时开始更早地出现下降趋势。这些观察结果支持我们的假设——童工的潜在回报使家长产生了激励，对他们的生育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
教育兴起、童工减少，养孩子变贵，生育率下降
现在考虑在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这一特定例子中，童工、教育和生育决策之间的关系。因为专业工匠可以被非技术工人操作的机器取代，所以早期的工业化减少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此外，工业化一开始也增加了对童工的需求，不仅在矿区，工厂也是这样。早期最主要的工业部门是纺织品生产，就像矿区一样，也有对童工的需求：例如，孩子的小手在编织时有优势。
然而，工业化逐渐对人力资本有了更高的需求。大型工业企业的出现使管理部门崛起，对会识字和计算的文职人员的需求增大。财富的增加也使政府规模扩大，并催生了福利型国家，增加了对公共部门文职人员的需求。
从父母的角度来看，教育回报的增长突然使得送孩子去上学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这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中期，远在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出现以前，入学率开始迅速上升。跟今天的情况一样，教育开始意味着孩子未来的经济条件更好，因而利他主义的父母不再让孩子工作，而把他们送去学校。
教育的兴起和童工的减少解释了为什么在父母眼中孩子开始变得“昂贵”起来。他们不得不支付学费；更重要的是，孩子不再通过劳动为家庭收入做贡献了。这些因素使父母的激励转向拥有小家庭。所以经济上对人力资本更高需求的变化，创造了现代教育导向的中产阶层家庭，解释了工业化时期最重要的一些社会趋势。
在工业化的世界中，除了农业领域外，童工如今已是久远的回忆。现代社会关于童工的担忧聚焦在发展中国家“血汗工厂”中工作的儿童。即便如此，工作与教育之间的权衡如今仍然存在，在将来很有可能还会继续影响生育决策。 例如，在德国大多数州的教育系统中，学术轨和职业轨是分离的。对于实科中学和职业预校的学生来说，正式的学校教育一般在九或十年级结束，通常是在他们十五六岁的时候。接下来，很多学生开始正式的学徒工作，赚取工资。他们如果继续住在家里（大多数是这样的），就经常要拿出部分收入来分担整个家庭的支出。在几十年前，即使他们学术上有天赋，工人阶级的孩子也要当学徒赚钱。
现在，教育进一步扩大了，更多父母希望孩子留在学校继续学业，至少尽可能完成高中学业。但是，高等教育会出现类似的权衡。在美国，因为大学费用的增长速度与平均收入的增长率不成比例，所以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选择越来越受到父母支付能力的约束。反过来说，想要给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家庭敏锐地察觉到高等教育潜在的高额成本，很有可能打消他们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 。
解释“婴儿潮”
工业国家低生育率的趋势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只出现了一次重大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时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率急剧上升，不仅仅是美国，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国家和日本也是。
解释“婴儿潮”时要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生育行为变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发生了转变。几十年前，增加对孩子质量的投资推动了生育率下降，但是在战后初期，这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那时，工业国家的童工几乎消失了。教育已经是强制的，且在发达经济体中由公共系统提供，所以教育也不再是抚养孩子成本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只有接受高等教育（本科和研究生）才对抚养成本有影响。但当时高等教育比现在的费用低，大多数学生去资金雄厚的公立学校，所以教育成本对父母的决策只有间接影响。
相反地，在“婴儿潮”时期，影响孩子抚养成本的其他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公共教育和廉价食物的时代中，抚养孩子最大的成本是把他们养大所花费的时间。抚养孩子的相关时间成本有两个不同的因素。第一，照顾孩子需要花费实际的时间，第二，那些时间具有经济价值。目前对“婴儿潮”的解释聚焦于这两个因素。
首先，考虑抚养孩子所需要的实际时间。这种时间成本的某些方面变化很小，或者根本没有变化；例如，怀孕仍然要持续九个月左右。但是也有与更一般的家庭事务相关的时间成本，其中有些家务受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的影响，也相应地节省了时间。
节省人力的家用电器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多个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孩子好像能制造无穷无尽的脏衣服，处理这些事情在今天仍然要花费大量时间。然而相比更早之前，由于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发明，洗衣服的负担已经大大减轻了。另一项花费大量时间的家务是做饭。像冰箱、洗碗机、电炉和微波炉等技术的发展，使做饭所需要的时间也减少了。在50年代末期，“婴儿潮”达到顶峰时，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拥有上述电器，而40年代以前，这样的电器是非常罕见的。还有一些其他起到补充作用的创新发明，比如附近超市中越来越多的半成品，让父母不再需要每顿饭都从头开始准备。经济学家杰里米·格林伍德、阿纳斯·萨斯哈德里（Ananth Seshadri）和纪尧姆·范登布鲁克（Guillaume Vandenbroucke）认为家庭生活的技术变革在50年代生育率的提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间的机会成本是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在“婴儿潮”时期，抚养孩子仍然主要是女性的工作。母亲用来抚养孩子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就是她次优选择的时间价值。例如，如果生孩子意味着不得不放弃一份高薪工作，那么母亲时间的机会成本就很高，她生孩子的动机就更低。时间成本的作用表明女性时间的多种用途——尤其是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机会——会影响她的生育决策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已婚女性离家工作是不常见的。很多职业都存在“婚姻门槛”，一旦女性结婚就阻止了她们工作。在很多国家中，这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教师必须是单身的（如果她们是女性的话；男性没有那样的婚姻门槛）。如今在很多工业国家，大多数已婚女性甚至在生孩子以后仍然工作，因此生更多孩子（并花更多时间在他们身上）与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的权衡对生育决策来说是关键问题。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的长期趋势，意味着时间的机会成本在上升，由此推断生育率应该长期下降。不过，在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与以色列经济学家莫仕·哈赞（Moshe Hazan）和伊萨伊·茂兹（Yishay Maoz）关于“婴儿潮”的研究中，他发现时间的机会成本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六十年代生育率会先上升后下降。他们发现，适育年龄的已婚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的趋势恰好在生育率上升的时候停止了，因此得出上述结论。
比较美国20—32岁（当时主要的适育年龄）女性与33—60岁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可以发现，从40年代末期到1960年左右，年轻女性的劳动力供给显著地比“婴儿潮”前后低。同一时期，年长已婚女性的劳动力供给显著上升，她们在战前几乎是不工作的。
马赛厄斯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找到这种变化的原因，这是改变女性劳动力供给决策的重大事件。战争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女性：当男性在欧洲和亚洲打仗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女性响应号召，加入劳动力大军，开始在办公室和工厂工作。对于其中相当一部分女性来说，这对她们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持续的：她们喜欢这种经历，在战后继续保持工作。
那么，战时女性就业的增加是如何与50年代生育率变化联系起来的呢？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婴儿潮”时期的母亲在战时还是儿童或青少年，她们当时太年幼而无法工作。不像年长女性在战时涌进工厂，她们当时还在学校。即使如此，战时女性劳动力供给增加也影响了她们，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她们成年后，这一变化改变了她们的就业前景。
劳动力市场在战前的模式是大多数女性年轻时工作几年，正好是她们从高中毕业到结婚之前。然后，她们辞职生孩子。对于战后刚成年的那一代女性来说，她们面对的是几百万女性从战时一直在工作的情况。然而，女性能做的工作是有限的。当战时生产减少，男性回到岗位上时，战时工作的女性被取代了。就业市场仍然存在显著的性别隔离，很多女性被限制在某些领域的职位上，比如零售和文职工作。马赛厄斯和他的合作者提出，那些战时加入劳动力大军并在战后决定继续工作的女性占据了大量女性能做的岗位。年长女性的高度竞争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竞争，压低了工资，总而言之，恶化了年轻女性的就业条件。换一个角度来看，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时间价值降低了，而这意味着其他选择——比如早点结婚建立家庭——变得相对更有吸引力。
我们可以从数据中看到这个效应：“婴儿潮”时期，女性结婚的平均年龄突然下降，而“婴儿潮”一结束，结婚年龄就迅速上升。基于大多数女性结婚后就开始生孩子，早结婚导致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暂时性地大幅降低（图1）。女性更年轻时就开始生孩子的趋势是“婴儿潮”的主要原因，而30岁以上女性的生育率几乎没有变化。
总而言之，对战后“婴儿潮”最有力的解释是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抚养孩子的成本下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女性就业市场的影响。比较不同国家的“婴儿潮”，可以得到实证证据支持战争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家庭的技术进步最终以类似的方式影响所有的富裕国家，但是只有参战的国家才会由于战争时间的变化而出现额外的生育率上升。
低生育率的挑战
在大多数工业国家，如今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替代水平（即能保持稳定人口规模的水平）。图2展示了从1980年至今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总生育率。每个女性生育2个孩子意味着长期稳定的人口规模，因为每个家长对应1个子女。图2表明现在有些工业化国家（像法国、美国和北欧国家）正处于或略低于替代生育率的位置。然而，也有一些国家的生育率更低，只有1.5或更低。例如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低生育率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会导致人口随时间显著减少。低生育率也会放大人口老龄化效应，也就是相对于退休的老人，年轻工人的数量下降。这会对负担老年人赡养和医疗的社会保险系统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德国的人口规模预计会从现在的8000万人减少到2060年的6700万人。今天德国东部某些地区已经在经历快速的人口流失；按照现在的生育率，这样的场景会越来越快地成为常态。
为什么大部分工业化经济体会出现生育率超低的现象？前文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抚养孩子的时间成本是推动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人口转型后期的生育率下降可以归结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富裕国家普遍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的现象。然而，提高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生育率下降得更多。事实上，关于目前的生育率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也有着最多的在职女性。 在工业化国家，总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正向的：在更多女性工作的国家，女性也生更多的孩子。所有生育率高于1.8的国家，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都高于50%，而低生育率国家聚集在低参与率的区域。
经济学家詹姆斯·费雷尔（James Feyrer）、布鲁斯·萨切尔多特（Bruce Sacerdote）和阿里尔·斯特恩（Ariel Stern）认为，与“婴儿潮”时期相反，今天的女性不把工作和家庭看作互相排斥的选择：大多数女性两者兼顾，所以上述模式可以被理解。不同国家的区别在于两者结合的难易程度。在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都高的国家，女性可以轻易地生孩子而不受失业干扰。 例如，法国和北欧国家提供便捷、价格适中的幼儿看护。低生育率国家通常缺少这样的幼托设施，尤其是对非常年幼的孩子的幼托，他们对母亲的需求是最高的。在低生育率国家，另一个更常见的因素是社会规范，比如认为年轻母亲和孩子待在家中才是“适得其所”。
在马赛厄斯与法比安·金德曼（Fabian Kindermann）的研究中，他检验了在工业国家对提高生育率最有利的政策。与已经得到的结果一致，他们发现如果政府政策和当地社会规范能演化发展，使父母能兼容养育子女与追求事业的话，超低生育率可以被扭转。而简单的生育补贴政策是相对无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超低生育率的国家已经对生育进行高额补贴。例如在德国，政府通过减税和直接的货币转移来支持育有孩子的夫妻，补贴额度比美国慷慨得多，但是德国的生育率仍然显著低于美国。专门支持在职母亲的政策（比如普及幼儿的日托）比直接补贴更有效 。但这一政策面临一部分挑战，即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在很多例子中，低生育率的国家也是男性在家劳动量最少的那些国家。如果男性能够被说服分担更多育儿责任 ［例如，引进“爸爸月”（daddy months），也就是专门为父亲设计的育儿假，在瑞典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实行］，那么女性决定生更多孩子时会更轻松 。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第7章，内容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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