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化 国际观察 叙利亚的巴尔干化

小编 23 0

国际观察 叙利亚的巴尔干化

文/孙兴杰

从2011年开始,叙利亚局势不断恶化升级,昔日的城市已经是断壁残垣,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背井离乡沦为难民。山河破碎已经不足以形容叙利亚这个国家的现实了,随着土耳其军队再次越过土叙边界发动进攻,叙利亚的前景暗淡无光,回顾国际关系的历史,可能只有“巴尔干化”这个词才能描述叙利亚的困局。巴尔干化代表了一种地缘政治的黑洞,昔日的帝国边疆地带经历了痛苦的去殖民化运动之后艰难地建立起了现代主权国家,但是宗教、部落、族群这样的身份认同依然是强劲的,主权国家的外衣无法消弭历史的恩怨。国家,就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豆腐渣工程,漫长的重建之路伴随着外部力量的介入,由此陷入了“公地悲剧”。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西北地区撤出美军武装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发动“和平喷泉”行动,在土叙边境的叙利亚一侧建立30公里的安全区。从法律上说,土耳其军队并没有经过叙利亚政府的邀请,如此“进入”到叙利亚,那就是侵略,当然, 在此之前,土耳其军队已经多次越过土叙边境,理由就是反恐。时至今日,土耳其依然以反恐作为理由,但是,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军已经彻底击败了伊斯兰国,那土耳其的反恐行动针对的是谁呢?库尔德人。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是美军的盟友,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库尔德武装是主要的地面部队。去年特朗普曾经对库尔德武装做出的贡献大加赞赏,一年之后,特朗普就抛弃了不能遗忘的盟友。

自叙利亚局势陷入混乱以来,丛林状态变成了常态,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叙利亚战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国家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而伊斯兰国的兴起以及反恐战争让叙利亚成为地区大国的角斗场,而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在叙利亚各有心思。在叙利亚的棋局中,各方势力形成了多重博弈的复杂格局,土耳其出兵叙利亚标志着一个古老话题的回归,那就是库尔德人建国的问题。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第四大族群,有三千多万人,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如此庞大的族群却没有能够建立国家。“一战”结束之后,库尔德人有机会去建国,但是机会的窗口只是打开了一条缝,很快就关闭了。土耳其在凯末尔革命之后将库尔德人视为山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在其他几个国家中的处境也不好,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秩序进入了深刻的调整时期,库尔德人建国的梦想又露出了一丝曙光。在伊斯兰国席卷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际,反恐压倒了叙利亚的内战,不仅为叙利亚政府军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也为库尔德武装的发展打开了机会空间。无论奥巴马还是特朗普都不愿意在中东发动地面战争,打击伊斯兰国仅仅依靠空袭也解决不了问题,地面武装主要依靠库尔德人,在过去的三四年时间里,库尔德武装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控制了西北部,与政府军形成了鼎足之势。

伊斯兰国被消灭之后,反恐退后,形势由此转变,敌友关系也在变化。叙利亚还能不能重整河山,恢复自己的主权,恢复对领土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叙利亚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之间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俄罗斯也不会完全支持叙利亚政府从库尔德武装手中夺回领土,俄罗斯甚至建议叙利亚把“阿拉伯”从国名中移除,也就是要默认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对于库尔德武装如坐针毡的是土耳其,不仅恐惧库尔德武装的崛起,更担心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合流。建立安全区的主要目标是对库尔德人的控制区进行切割。土耳其从建国以来,东南部库尔德人就是国家安全的心腹之患,无论埃尔多安还是正义与发展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就需要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展示强硬立场。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不会停火,因为土耳其在打击恐怖分子。在特朗普宣布撤军之后的第一时间,土耳其军队就发动了进攻,客观来说,特朗普的撤军决定给埃尔多安进攻库尔德人武装大开绿灯。

特朗普的决定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民主党议员激烈批评总统,共和党的强硬派也颇为不满。但是从特朗普自身来说,撤军是合乎逻辑的,叙利亚距离美国有7000英里,特朗普坚持的原则是美国优先,追求的是性价比。库尔德武装是美国的反恐盟友,土耳其是美国的北约盟友,盟友之间的矛盾怎么来化解呢?土耳其和库尔德武装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即便美国也难以在中间进行斡旋和调解。特朗普的策略是让盟友自己来解决问题,如果僵持不下,有求于美国的时候,美国再出面。然而,美国国内的反应可能超出了特朗普的预估,特朗普宣布对土耳其进行经济制裁,还威胁说要摧毁土耳其经济。

从当下的态势来说,除非特朗普重新部署美军,让土耳其军队和库尔德人武装脱离接触,否则冲突很难平息。以经济制裁阻止战争,即便能够成功,也存在比较大的时间差,美国和欧盟有可能会进行协调,同时对土耳其施压,但是等到制裁有效果时,土军基本会完成自己的既定目标。

在叙利亚进入后反恐战争时代,库尔德人成了最大牺牲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库尔德武装会遭到严重削弱。除了美国的物资和外交的支持之外,还有庞大的伊斯兰国的俘虏,如果库尔德武装受到土军持续的打击,伊斯兰国俘虏有可能会越狱而逃。这一态势是土耳其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如果土军一味进攻,无疑会让反恐战争前功尽弃。无论美国,还是反恐同盟的盟国,都会对土耳其施加压力,毕竟反恐是各方共同的目标。

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美国优先”,追求和维持具有性价比的美国霸权地位,从中东地区撤军是美国战略收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地区也会形成权力真空。美欧俄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深度调整,给土耳其等区域大国重塑中东秩序提供了机会窗口,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二战”结束以来,中东秩序几乎是由国际体系性大国来塑造的,中东秩序如同无脊椎动物一样,难以依靠区域内的互动形成稳定和可持续的秩序。对于土耳其来说,国家的构建(库尔德问题)与区域秩序的整合是一体两面,也是一个几乎难以实现的目标。

数字经济发展是全球化还是巴尔干化?

文/刘涛雄

发于2022.5.30总第1045期《中国新闻周刊》

巴尔干化 国际观察 叙利亚的巴尔干化

众所周知,历史上有三次全球化浪潮。如果我们去探索一下全球化背后的经济力量,至少有两股推动力起着根本性作用:一是产品的全球流动,二是资本的全球流动。如今,第三个引擎正在显现,那就是数据的全球流动。数据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我们走过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现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因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不再是石油,而是数据。

为什么数据与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如此紧密关联?答案很简单,数字经济尤其是数据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属性,而且这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这和过去的经济形态是不一样的。

第一,它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就是规模收益性。因为数据的特点是非竞争性的,复制成本接近于零,流动成本也很低,而且随着规模扩大,异质的数据相互配合,很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也这正是这一原因,我们看到现实数字产业中往往有比传统产业更强的垄断和赢者通吃现象。第二,数据同时又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即可能在某些方面产生不良影响。比如对于个人隐私保护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数据背后就是信息,对待数据和信息的态度经常涉及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数字经济尤其是数据的跨境流动和合作需要比传统物质产品贸易更强的相互信任。在我看来,规模收益特性更有可能引发或推动全球化,比如一个数字平台,其接入人口的规模是其最关键的竞争力。而负外部性则更有可能推动巴尔干化,各国或区域面对数据跨境流通带来的安全挑战,也可能缺乏信任而拒之门外。

如果说过去二三十年数字经济更多表现出全球化的特点,那么,有很多案例可以表明,最近几年则有明显的巴尔干化趋势。在过去10年中,世界迎来数字经济和数据立法和监管高潮。例如,美国2015年制定了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2018年制定的《消费者数据保护法》;欧盟2018年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国2016年出台了《网络安全法》,2021年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另外也有很多典型的执法案件,比如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等跨国公司多次面临欧洲的巨额罚款;2018年中国的摩拜单车(Mobike)退出欧洲;2019年在美国发生的TikTok事件,以及近些年中国也加强了要求数据本地存储的执法力度,苹果、特斯拉等公司相应地在中国设立数据存储中心。这些案例都说明,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正面临重大考验。

但是,数字经济与生俱来的规模收益特性,又使其天然具有跨境流动的冲动。为解决在数字经济尤其是数据跨境流动中的风险和冲突,一些地区化的多边协议应运而生。比如在欧盟GDPR之下,欧盟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充分性认定来实现数据流通的对接,目前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新西兰、韩国、瑞士等国已通过了认定,从而可以与欧洲经济区实现数据自由传输。2019年10月,日本和美国就一套针对数字贸易专门领域的高标准、全面的条款达成了《美日数字贸易协定》。2020年6月,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签署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该协议被认为是数字经济、数据跨境流动多边协议的里程碑。2021年11月1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代表中方正式提出申请加入DEPA。从积极意义上讲,这些多边协议推动了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国际贸易与合作。但同时,不同的多边协议基于各种不同标准,体现出参与主体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不同的彼此信任和认知,可能造成全球形成多个数字经济圈,并在不同数字经济圈之间竖起了相关要素、产品和服务流动的藩篱。

可见,数字经济跨国合作面临政治考量、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重大考验。最新的例子是,近期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很多制裁措施,体现在互联网以及数字领域中的冲突或斗争。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和不信任外溢到经济领域,首当其中受到影响的可能就是数字经济领域。如果长远的全球数字经济格局在各类技术标准、数据跨境流通和贸易等方面形成多个彼此孤立的区域,无疑是经济效率的巨大损失。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领头羊,未来是否可以处于同一高质量数字经济贸易区之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走向全球化还是巴尔干化。但无论如何,从人类历史来看,我们应该相信,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更高水平的全球化。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创新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日本时报》希望接受华为,避免全球5G网络的巴尔干化!

总所周知,华为参与的5G移动通讯技术现在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西方国家对中国5G技术的担忧,最终导致今年通过的立法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购买华为和其他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和服务。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也通过了类似的法规或法规,禁止该公司加入5G网络。欧盟官员表示担忧,法国领先的电信供应商之一已宣布它也将避开华为产品。

而上周,日本加入了这一运动,宣布它也禁止华为(以及另一家中国公司)签订官方合同。正如首相安倍晋三所说,“确保我们不会采购具有恶意用途的设备是非常重要的。”据报道,私营部门正采取类似措施。据报道,该国三大电信运营商NTT Docomo,KDDI和SoftBank将禁止现有网络和即将推出的5G网络,尽管他们否认已做出最终决定。

但《日本时报》指出:“华为消费者应该接受他的承诺。与华为合作将确保5G网络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避免全球5G网络的巴尔干化。这将有助于确保重要技术不是与中国关系中的另一个紧张和摩擦源。这将有助于实现5G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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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汇源于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的解体,当时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分裂成了独立的国家,但是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民族冲突和战争。巴尔干化的现象也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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