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回到苏联后受到审查，周恩来和刘亚楼当众揭发他的罪过
在土地革命时期，李德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不光让全国几大根据地相继丢失，还损失了几十万红军将士，可谓罄竹难书！
所以，当李德在1939年离开中国回到苏联后，很快就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
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因为胳膊受伤，要去苏联治疗，李德就趁机提出要一起回苏联，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到了莫斯科后，李德很快就被共产国际监委会要求写报告，汇报自己在中国这几年的情况。起初，李德没有在意，以为只是例行的汇报情况，但是到了1939年12月，李德就开始受到了严厉的审查。
这次审查，除了共产国际监委会的人，还有一些在苏联的中国人，包括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等等，另外，师哲负责做翻译。
审查大会开始后，刘亚楼首先发言。
刘亚楼绰号“雷公爷”，脾气火爆，性格直爽，而且当年红军历次反“围剿”，还有后来的长征，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亲身经历了李德的“瞎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因此，在这次审查大会上，刘亚楼就忍不住对李德开始了猛烈的“炮轰”。
刘亚楼指着李德说：
然后，刘亚楼还把李德在中国期间的丑事都给说了一遍，比如搞特权、搞女人、架子大、爱骂人等等，最后，刘亚楼指着李德气愤地说：“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动不动就训人，连我们朱总司令你也敢骂！”
李德听得汗流浃背，想反驳却又无从下口，因为刘亚楼说的那些事，确实是有的，但是，当刘亚楼说到他骂朱老总的时候，李德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连忙反驳说：“我没有骂过朱德同志！”
刘亚楼说：“你别想抵赖，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你骂我们朱总司令是‘老油子’！”
李德想了一下，解释说：“我没有骂他是‘老油子’，我说的是‘老头子’，可能是因为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你们听错了。”
不过，“老头子”也不是什么好话，同样说明了李德对朱德总司令是很不尊重的。
刘亚楼的发言虽然很激烈，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但这些话说的都是李德的个人问题，并没有触及到深层的路线问题，所以，共产国际监委会的不少人都认为，这些问题不算路线问题，没有必要再继续讨论下去了。
当然，这也不用急，让刘亚楼先上来打头阵，热热场，目的也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就要轮到重头人物出场了。
谁呢？周恩来。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在苏联专家的治疗下，胳膊的伤势已经好多了，所以，这次大会他也来参加了。
周恩来当年是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与李德长期共事，对他的情况自然是非常了解的，就把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思想，还有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以及长征初期的错误战略决策等等，都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周恩来的发言论据充分，思维缜密，口才便利，虽然没有刘亚楼那么激烈的场面，却更能抓住要点，让共产国际监委会的人频频点头，李德更是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然后，毛泽民也做了补充。
当年在中央苏区，毛泽民是财政部部长、国家银行行长，所以，他从经济等领域的数字做了报告，说因为李德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的经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几乎全部被破坏，全国的党员损失了90%，红军队伍也损失了90%。
这些数字，都是触目惊心的，在座的人听后，无不义愤填膺，连李德自己也是脸色发白，浑身冒汗，大会不得不暂停休息。
在休息期间，主持这次大会的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特地找到李德，问他对这些事怎么看，李德辩解说：“到中国当顾问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佛罗林安慰他说：“事情没那么严重，不用太紧张。”
大会重新开始后，经过大家的讨论，共产国际监委会认为：李德去中国只是当顾问，没有权力对中国革命作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所以，中国革命造成的那些损失，应该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负责，李德虽然有错误，但也免予处分。
就这样，李德被重重地拿起来，又被轻轻地放下了。
（图：中间是李德）
后来，李德被安排到了苏联外文出版社，从事翻译出版工作，后来还出版了一本《中国纪事》，记载了自己在中国期间的故事，有真实的内容，但也有不少是自我狡辩的内容。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东德去世，终年74岁。
在李德的追悼会上，悼词评价说：“奥托·布劳恩是一位热情的国际主义者和为和平与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不论是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上，还是在德共机关；不论是作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在完成共产国际交给的重大任务中，还是作为列宁著作的翻译家，他都无私地为党服务。”
（参考资料：《中国纪事》《档案春秋》《党史博览》）
弗兰克与EP汤普森：一对20世纪的兄弟
E.P.汤普森（1924—1993）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前贝斯手、一贯特立独行的罗杰·沃特斯，曾以怒怼CNN记者“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知道就去读书”闻名中文世界。早前在造访保加利亚时，他特地到博特夫格勒郊外的弗兰克·汤普森少校墓瞻仰。这位英国军官在保加利亚的纪念地不止一处——索菲亚有一条汤普森少校街，斯沃格的火车站也以他命名，当地还有一个叫“汤普森”的村庄。
弗兰克·汤普森1920年生于印度大吉岭。1944年，他加入英国特别行动局（SOE）后，潜入保加利亚，担任英军与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游击队之间的联络员，当年夏天在索菲亚的荒山上被枪决。
此后，他的胞弟穷极一生，探究哥哥的死因——弗兰克最初在炮兵部队服役，1941年起加入“幻影”担任情报官，辗转于开罗、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各地，然而保加利亚的这次行动，他被分配的任务时机不对、计划不周、支持不足，被俘后关押数周，最终与11名游击队员一起被枪决。对此，英国政府从未给出任何调查结论。弟弟不得不自己去寻根究底。这个历史探究过程，也伴随着他本人成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历史学家：这位弟弟——E.P.汤普森，他的大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历史写作的性质”（保罗·布勒）。
汤 普森兄弟很不同。哥哥弗兰克体弱多病，弟弟爱德华则粗犷豪放；哥哥能说十种语言，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行家”，而“家里的笨蛋”弟弟只会一种。但他们共同拥有一个“从不缺各种想法和诗歌，以及国外来的访客”的家：他们的父亲是卫理公会派往印度的传教士，热爱诗歌和写作，反对帝国主义，与印度民族主义的领导者尼赫鲁私交甚笃。兄弟二人在一个充满政治气息的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波希米亚式家庭中长大。他们都敏感于欧洲的经济崩溃、政治危机与战争阴云，于是登上“20世纪的方舟”——加入共产党，并且入伍投身二战一线。不过，弗兰克的父母和他在牛津结识的爱尔兰女孩、后来成为小说家与哲学家的艾丽丝·默多克都极力反对他参军，但弗兰克决心已定。当初，是默多克建议他加入共产党，弗兰克称她为“布尔什维克的圣母玛利亚”。现在，他给默多克写了一首诗，解释自己的决定：“不知为何，今天的我只是想去战斗。……你说现在不是时候？但我等不及了。”
在意大利作战时，弟弟爱德华曾经念起弗兰克最喜欢的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一首诗：
我不会停止精神上的战斗，
我手中的剑也不会沉睡，
直到我们建造起耶路撒冷，
在英格兰绿色而宜人的土地上。
弗兰克很早就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给他所爱的价值与文化带来的威胁”，他经常在给弟弟的信中谈到民众在战后将建立的世界：他说，在欧洲，有一个幽灵，一个前所未有的幽灵。他们都梦想着一个更好的社会，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是可以互换的词汇。
1 947年，E.P.汤普森和母亲一起讲述哥哥的一生，在这部回忆录里，包含了审判与枪决的目击记录，弗兰克的诗歌、日记，以及写给父母、弟弟和艾丽丝·默多克的信。汤普森选择了哥哥信里的话作书名（《一个幽灵在欧洲》）。
曾有人评价E.P.汤普森说：他一生都是一个“四十年代人”，始终被那个年代的苦难、希望和失望所定义。战后十年，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变质为冷漠，或固结为愤世嫉俗，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汤普森一直埋头阅读威廉·布莱克的作品。
汤普森认为，布莱克是一个受挫的革命者，在政治失败后退缩到一个神秘的“内在王国”。但在布莱克和其他类似的人身上，汤普森发现了一种传统，他还发现了一段被遗忘的斗争历史，值得被照亮。这些发现让他走上了一条道路。汤普森曾聚焦19世纪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写成《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1955），“将这一几乎已被遗忘的杰出诗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带回了劳工运动的集体记忆”（米歇尔·罗伊），他确信英国的历史文化与当下政治实践的相关性（斯科特·汉密尔顿）。至1963年，他的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
汤普森在前言中写道：“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E.P.汤普森的形成》一文（刊《新政治家》2023.8.29）的作者马多克·凯恩斯说，“解救”，将定义汤普森的整个生涯。政治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政论家阿力斯·柯林尼可斯则认为这段话最为生动地体现了汤普森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人的作用……人是他们自己历史的主体”，他要解释给大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虽然汤普森原本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抱负，他一直将自己的历史研究当作是为政治教育提供材料（斯科特·汉密尔顿），但艾里克·霍布斯鲍姆表示汤普森是他所知唯一真正拥有天才的历史学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作品展现了他的天才。汤普森是成人教育的导师，他会将讲台交给工人阶级学生，而这部作品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这件事——以那些传统上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思想和经历为中心来撰写历史，他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历史”。
这本书是汤普森为他支持的新左派运动中的年轻人而写的。他想让这些学生们知道，他们为建立一个人道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从何而来，或许也能让他们明白这场斗争将往何处去。
彼得·J.康拉迪为弗兰克·汤普森（1920—1944）作传《一个非常英国的英雄》（2012）
1 978年末，汤普森来到保加利亚，来到弗兰克身边，来到这个让他成为历史学家的神秘之地。在追溯他哥哥最后的旅程时，汤普森发现有一些阴暗的人物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称这些人为“反历史学家”。
汤普森开始怀疑哥哥是被陷害的，因为他几乎就像是被安排来失败的。他收到了从南斯拉夫穿越保加利亚边境的命令，一路奔袭、突围，翻山越岭，狂野行军。然而，“与南斯拉夫的铁托不同，规模小得多、实力弱得多的保加利亚游击队正在攻击一个英国和苏联都在争取的政权”（阿诺德·拉滕伯里）。汤普森发现，从弗兰克被捕到他被处死，中间经历了18天，而保加利亚政府在这18天里一直与盟军情报部门保持沟通，就该国即将宣布中立一事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处决一名身穿制服的英国军官似乎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行为。除非这根本就不是挑衅，而是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外交问题：“有人使了个眼色”，借刀杀人——“在秘密组织中无情地清除每一个已知的共产党员”（E.P.汤普森引自丘吉尔致驻阿尔及尔的英国大使的一封信，1944年4月6日）。
保加利亚之行归来后，汤普森重新投入战斗。1980年，他声援核裁军的小册子卖出了10万册。在随后几个月里，汤普森在工会、广场以及英国半数的讲坛上发表演讲：他引用威廉·科贝特的话反对撒切尔，引用弥尔顿的话反对里根；他写了一部斯威夫特式的科幻讽刺小说，反对核军备竞赛。汤普森是学者，也是实干家，他直接向英国人民发声。十万人在特拉法加广场聆听汤普森重新发表威廉·布莱克200年前的反抗声明：“反对野兽的王国，我们见证人站起来。”
他关于哥哥的研究，后来凝结为三次讲座，经过同为历史学家的妻子多萝西·汤普森的加工整理，在1997年也是他去世后四年以《越过边境》为题出版。
汤普森始终是一个英国浪漫主义者，如他常说的，在两个威廉——“布莱克和莫里斯之间，已经失却了一些东西，而浪漫主义的力量仍在等待重新获得和使用”（保罗·布勒）。卡尔·马克思和威廉·布莱克是他自述的两大灵感来源。1936至1946这十年里，英国熔炼出了“一种吸引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它引导了汤普森数十年（斯科特·汉密尔顿）。他相信，历史不仅是行动的记录，也是交流的手段，是聚会的场所：在我们脚踏的土地的深处，在权势者从未思虑过、愤激者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流淌着斗争、友谊、正义和爱的地下河流。历史上有些时候，“逝者储存的能量会重新流向生者”，这些被遗忘的河流会喷涌而出。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里有一个故事，讲述两个德国年轻人“一度短暂相爱”，后来“为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献出一生”：
女孩子名叫奥尔嘉·伯纳里欧，是一位业务鼎盛的慕尼黑律师之女；男孩是一位学校教师，名叫奥托·布劳恩。奥尔嘉后来在西半球组织革命，爱上巴西叛军领袖普雷斯特，最后以身相许，结为夫妇。普雷斯特在巴西丛林地带长期领导革命，曾说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场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奥尔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同一时间，布劳恩则比较顺利，向东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专家，并参加举世闻名的长征。长征后布劳恩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了民主德国。
这个年轻人在中国的名字叫李德。讲完故事，霍布斯鲍姆问道：“除了在20世纪的上半叶，有哪段时期，能使两个曾彼此交错的生命有如此曲折离奇的经历？”而弗兰克与E.P.汤普森，也是20世纪才会有的兄弟故事。
这个故事可以用弗兰克1941年给弟弟的一首诗作结：
我的同志，我的兄弟，
你和其他人需要远离的
不是鲜血，而正是兄弟，
我们血脉相连的兄弟。
为何落叶松会与矮灌木分离？
为何我们的善意要有边际？
把这当作我们的任务——走出被时间玷污的世界，
它常被祈求，但并不真实；
去锻接一个口号，
它将激励这个世界。
编译：李纯一
编辑：陈韶旭
弗兰克与EP汤普森：一对20世纪的兄弟
E.P.汤普森（1924—1993）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前贝斯手、一贯特立独行的罗杰·沃特斯，曾以怒怼CNN记者“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知道就去读书”闻名中文世界。早前在造访保加利亚时，他特地到博特夫格勒郊外的弗兰克·汤普森少校墓瞻仰。这位英国军官在保加利亚的纪念地不止一处——索菲亚有一条汤普森少校街，斯沃格的火车站也以他命名，当地还有一个叫“汤普森”的村庄。
弗兰克·汤普森1920年生于印度大吉岭。1944年，他加入英国特别行动局（SOE）后，潜入保加利亚，担任英军与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游击队之间的联络员，当年夏天在索菲亚的荒山上被枪决。
此后，他的胞弟穷极一生，探究哥哥的死因——弗兰克最初在炮兵部队服役，1941年起加入“幻影”担任情报官，辗转于开罗、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各地，然而保加利亚的这次行动，他被分配的任务时机不对、计划不周、支持不足，被俘后关押数周，最终与11名游击队员一起被枪决。对此，英国政府从未给出任何调查结论。弟弟不得不自己去寻根究底。这个历史探究过程，也伴随着他本人成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历史学家：这位弟弟——E.P.汤普森，他的大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历史写作的性质”（保罗·布勒）。
汤 普森兄弟很不同。哥哥弗兰克体弱多病，弟弟爱德华则粗犷豪放；哥哥能说十种语言，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行家”，而“家里的笨蛋”弟弟只会一种。但他们共同拥有一个“从不缺各种想法和诗歌，以及国外来的访客”的家：他们的父亲是卫理公会派往印度的传教士，热爱诗歌和写作，反对帝国主义，与印度民族主义的领导者尼赫鲁私交甚笃。兄弟二人在一个充满政治气息的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波希米亚式家庭中长大。他们都敏感于欧洲的经济崩溃、政治危机与战争阴云，于是登上“20世纪的方舟”——加入共产党，并且入伍投身二战一线。不过，弗兰克的父母和他在牛津结识的爱尔兰女孩、后来成为小说家与哲学家的艾丽丝·默多克都极力反对他参军，但弗兰克决心已定。当初，是默多克建议他加入共产党，弗兰克称她为“布尔什维克的圣母玛利亚”。现在，他给默多克写了一首诗，解释自己的决定：“不知为何，今天的我只是想去战斗。……你说现在不是时候？但我等不及了。”
在意大利作战时，弟弟爱德华曾经念起弗兰克最喜欢的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一首诗：
我不会停止精神上的战斗，
我手中的剑也不会沉睡，
直到我们建造起耶路撒冷，
在英格兰绿色而宜人的土地上。
弗兰克很早就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给他所爱的价值与文化带来的威胁”，他经常在给弟弟的信中谈到民众在战后将建立的世界：他说，在欧洲，有一个幽灵，一个前所未有的幽灵。他们都梦想着一个更好的社会，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是可以互换的词汇。
1 947年，E.P.汤普森和母亲一起讲述哥哥的一生，在这部回忆录里，包含了审判与枪决的目击记录，弗兰克的诗歌、日记，以及写给父母、弟弟和艾丽丝·默多克的信。汤普森选择了哥哥信里的话作书名（《一个幽灵在欧洲》）。
曾有人评价E.P.汤普森说：他一生都是一个“四十年代人”，始终被那个年代的苦难、希望和失望所定义。战后十年，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变质为冷漠，或固结为愤世嫉俗，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汤普森一直埋头阅读威廉·布莱克的作品。
汤普森认为，布莱克是一个受挫的革命者，在政治失败后退缩到一个神秘的“内在王国”。但在布莱克和其他类似的人身上，汤普森发现了一种传统，他还发现了一段被遗忘的斗争历史，值得被照亮。这些发现让他走上了一条道路。汤普森曾聚焦19世纪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写成《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1955），“将这一几乎已被遗忘的杰出诗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带回了劳工运动的集体记忆”（米歇尔·罗伊），他确信英国的历史文化与当下政治实践的相关性（斯科特·汉密尔顿）。至1963年，他的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
汤普森在前言中写道：“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E.P.汤普森的形成》一文（刊《新政治家》2023.8.29）的作者马多克·凯恩斯说，“解救”，将定义汤普森的整个生涯。政治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政论家阿力斯·柯林尼可斯则认为这段话最为生动地体现了汤普森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人的作用……人是他们自己历史的主体”，他要解释给大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虽然汤普森原本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抱负，他一直将自己的历史研究当作是为政治教育提供材料（斯科特·汉密尔顿），但艾里克·霍布斯鲍姆表示汤普森是他所知唯一真正拥有天才的历史学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作品展现了他的天才。汤普森是成人教育的导师，他会将讲台交给工人阶级学生，而这部作品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这件事——以那些传统上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思想和经历为中心来撰写历史，他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历史”。
这本书是汤普森为他支持的新左派运动中的年轻人而写的。他想让这些学生们知道，他们为建立一个人道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从何而来，或许也能让他们明白这场斗争将往何处去。
彼得·J.康拉迪为弗兰克·汤普森（1920—1944）作传《一个非常英国的英雄》（2012）
1 978年末，汤普森来到保加利亚，来到弗兰克身边，来到这个让他成为历史学家的神秘之地。在追溯他哥哥最后的旅程时，汤普森发现有一些阴暗的人物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称这些人为“反历史学家”。
汤普森开始怀疑哥哥是被陷害的，因为他几乎就像是被安排来失败的。他收到了从南斯拉夫穿越保加利亚边境的命令，一路奔袭、突围，翻山越岭，狂野行军。然而，“与南斯拉夫的铁托不同，规模小得多、实力弱得多的保加利亚游击队正在攻击一个英国和苏联都在争取的政权”（阿诺德·拉滕伯里）。汤普森发现，从弗兰克被捕到他被处死，中间经历了18天，而保加利亚政府在这18天里一直与盟军情报部门保持沟通，就该国即将宣布中立一事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处决一名身穿制服的英国军官似乎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行为。除非这根本就不是挑衅，而是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外交问题：“有人使了个眼色”，借刀杀人——“在秘密组织中无情地清除每一个已知的共产党员”（E.P.汤普森引自丘吉尔致驻阿尔及尔的英国大使的一封信，1944年4月6日）。
保加利亚之行归来后，汤普森重新投入战斗。1980年，他声援核裁军的小册子卖出了10万册。在随后几个月里，汤普森在工会、广场以及英国半数的讲坛上发表演讲：他引用威廉·科贝特的话反对撒切尔，引用弥尔顿的话反对里根；他写了一部斯威夫特式的科幻讽刺小说，反对核军备竞赛。汤普森是学者，也是实干家，他直接向英国人民发声。十万人在特拉法加广场聆听汤普森重新发表威廉·布莱克200年前的反抗声明：“反对野兽的王国，我们见证人站起来。”
他关于哥哥的研究，后来凝结为三次讲座，经过同为历史学家的妻子多萝西·汤普森的加工整理，在1997年也是他去世后四年以《越过边境》为题出版。
汤普森始终是一个英国浪漫主义者，如他常说的，在两个威廉——“布莱克和莫里斯之间，已经失却了一些东西，而浪漫主义的力量仍在等待重新获得和使用”（保罗·布勒）。卡尔·马克思和威廉·布莱克是他自述的两大灵感来源。1936至1946这十年里，英国熔炼出了“一种吸引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它引导了汤普森数十年（斯科特·汉密尔顿）。他相信，历史不仅是行动的记录，也是交流的手段，是聚会的场所：在我们脚踏的土地的深处，在权势者从未思虑过、愤激者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流淌着斗争、友谊、正义和爱的地下河流。历史上有些时候，“逝者储存的能量会重新流向生者”，这些被遗忘的河流会喷涌而出。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里有一个故事，讲述两个德国年轻人“一度短暂相爱”，后来“为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献出一生”：
女孩子名叫奥尔嘉·伯纳里欧，是一位业务鼎盛的慕尼黑律师之女；男孩是一位学校教师，名叫奥托·布劳恩。奥尔嘉后来在西半球组织革命，爱上巴西叛军领袖普雷斯特，最后以身相许，结为夫妇。普雷斯特在巴西丛林地带长期领导革命，曾说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场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奥尔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同一时间，布劳恩则比较顺利，向东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专家，并参加举世闻名的长征。长征后布劳恩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了民主德国。
这个年轻人在中国的名字叫李德。讲完故事，霍布斯鲍姆问道：“除了在20世纪的上半叶，有哪段时期，能使两个曾彼此交错的生命有如此曲折离奇的经历？”而弗兰克与E.P.汤普森，也是20世纪才会有的兄弟故事。
这个故事可以用弗兰克1941年给弟弟的一首诗作结：
我的同志，我的兄弟，
你和其他人需要远离的
不是鲜血，而正是兄弟，
我们血脉相连的兄弟。
为何落叶松会与矮灌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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