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迪埃·埃里蓬的一次寻根之旅
作为本书名称《回归故里》，单纯从字面理解，直觉即是在外羁旅多年，无论是荣归与否，作为一种通过对外世界观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影响至深，或许一生的社会价值观，都会在自己成长的故乡，耳濡目染的一点点建立起来，而当自己经过沉淀，他的那种判定是非，以及通过学习经验思考所得到的另一种有悖于自己先前的想法，会让他深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所以，作为留白了三十年的时空距离，当迪迪埃·埃里蓬对于故里的回归，应该是是一直纠结在内心深处的思想的再次自我识别和平衡！
当这位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通过追溯自己上一辈父母作为工人阶级付出，当时处于最低的社会层级中，奉献劳动与报酬不匹配的阶级生活中，脱颖而出。或许，埃里篷的诸多内心思想，很大的原因在于他自身个体偏离社会正常的轨道上。
这种与生俱来的骨子里的思想，在当时对其行为也都是非常敏感的社会中，反而会更多地影响到埃里篷的生活乃至生存，在他逐渐化蛹成蝶的日子里，他敏感的思维，总会将自己置身于被嘲笑的位置，而这对于他的出生地和养育他成长的兰斯，有着冥冥之中的一种恐惧和背叛，所以，他始终在反思自己，进从一名普通的工人阶级的子弟，跨越阶层到另一个阶层，这种鲜明的生存空间的改变，因了他的与生俱来敏感，让他更多地去思考跨越不同阶级边界的个体，所经历的变化，该如何更好地去适应、去生存！
而之于大环境社会阶层和社会秩序，以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加之他属于为数不多的追求个性情感自由的偏离群体，与社会正常的群体集体意识的迥异和攻邗，让这位社会学家，更能深刻地体验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的融合，是多么的剑拔弩张难以互相理解！
在埃里蓬毫无保留将自己的出身以及自己的私密心理，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直面陈述的时候，他的直白，他的勇气，已经让他的这种行为具有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哥白尼的代言，当然，作为当今尊崇自由主义的法国，当埃里篷回归故乡的自我思想的成长剖析中，自己如何在不同阶层异化过程的艰难。
犹如当下“凤凰男”称谓的出现，都有着作为本阶层的一种极其理直气壮的心理藐视和排斥，这是人性的弱点，而正是基于此，埃里篷的回归故里，可以让更多个体的
11个“人生之问”，每一个都够有力
对于生活和人生，你有疑问吗？
刚好，这里有一些可参考的“回答”。
11个“人生之问”，每一个都够有力
01
人为什么要长大？
角田光代：
不是为了逃避生活，不是为了关上门，而是为了再相遇，为了选择相遇，为了走到自己选择的地方去。
02
怎样才能被爱？
露比·考尔：
你怎么爱你自己，就是在教别人怎么爱你。
佚名：
“用爱去赢得被爱。”
03
有没有办法抵抗生活的庸常？
松浦弥太郎：
在看不到的地方也保持天真 ，我认为这就是让生活保持新鲜的方法，没有成长也没关系，只希望常保新奇。
04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佩索阿：
自由是孤立的可能性。
05
觉得空虚时应该做什么？
蔡澜：
尽量地学习，尽量地经历，尽量地旅游，尽量地吃好东西 ，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
06
如何获得内心的平静？
林语堂：
一个人心中有了那种接受最坏遭遇的准备，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
07
为什么回忆好像总是比较美好？
弗吉尼亚·伍尔夫：
过去总是美好的，因为一个人很少意识到当时的情绪，它后来扩展开来，因此我们只对过去，而非现在，拥有完整的情绪。
08
如何看待人生中那些重要的选择？
迪迪埃·埃里蓬：
我认为我做出了选择，事实上，我是被选择了，或者说我被那些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东西选择了。
09
赞美他人于己何益？
木心：
一个人衷心赞美别人，欣赏别人，幸福最多，他是在调整自己发现自己。
10
如何缓解不被理解的痛苦？
保罗·策兰：
请阅读！请一直读，理解自然会来。
11
有哪些理想的生活状态？
俞平伯：
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
苏轼：
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吃饱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
木心：
屋外暴风雪，卧房，炉火糖粥。暴风雪，糖粥，因为一个我。 所有的幸福，全是这样得来的。
梅·萨滕：
像我的猫们一样 ，伸开四肢，舔自己的毛，心满意足地做梦。
夏目漱石：
粥也美味，饼干也美味，燕麦粥也美味，人生能品尝美味的餐点就是福气。
尼采：
我把一切叫做善：树叶和草地，幸福，好运气和雨。
毛姆：
我想逛逛旧书店。我想小时候就认识我的人在街上跟我打招呼。我想自己的房子后面有个围起来的花园种玫瑰。
马特·海格：
酒吧里的饭菜。坐在户外吃橄榄。电影院灯光暗下来时，腿上放着一桶温热的爆米花。
雷蒙德·卡佛：
早晨醒来时，特别想在床上躺一整天，读书。
文/央视新闻《夜读》整编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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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丨李浙 主编丨王若璐
编辑丨杨瑜婷 校对丨高少卓
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底层如何被教育系统排斥？
原作者丨迪迪埃·埃里蓬
整合丨汤明明
一个出身底层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审视自己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又该如何看待它背后代表的落后、保守、凋敝的环境，以及那些困顿在其中，“不思进取”、“浑浑噩噩”的人们？底层又是如何被社会所塑造和屈从，放弃了生活的可能性的？
上述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他出身于贫困的工人阶级，最终成为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但他却一直与原生家庭保持距离，多年来只用明信片维系自己和家人的关系。这让他在产生负罪感的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他害怕在直面贫穷时会让自己多年来的“自我重塑”的努力溃败，贫困会像怪物一样始终附着在他身上。
在后浪日前出版的《回归故里》中，迪迪埃·埃里蓬直言不讳地提到，自己在多年的求学中产生了两个“自我”：一个拼命提高自身的文凭和艺术品味，改变自身说话的方式，企图融入“知识分子”的圈层，试图通过和家人拉开的差距显示自己的“成功”。另一个自己仍旧属于少年时期的世界，无法真正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每次听到人们用鄙夷或事不关己的态度评论底层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时就会产生愤怒。他承认，自己的出身会永远地印刻在自己的精神中，是“任何思想转变、社会习得、乔装打扮，以及谎言与借口都无法抹去的印记”。
不过身份的割裂造成的痛苦也变成了迪迪埃·埃里蓬写作的动力，他希望可以通过写作“沉入”自己的记忆，“为自己的出身雪耻”。试图通过对“集体决定论”的梳理，反思不同个体的命运，以及所谓的“个人选择”是如何被影响和决定的。从学校专业的选择、日常生活习惯、说话的方式到审美趣味，这些所谓的“个人选择”和“私人趣味”往往都带着深刻的“阶级烙印”，个人际遇也往往套嵌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中。
迪迪埃·埃里蓬指出，平民阶级也一直被现行的教育系统排斥和压制，“阅读令人愉快”、“人们应该学习”的态度并非普遍，它与个人的出身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大多数底层在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对生活其余可能性的想象，而平民阶级即使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很难完成阶级的提升，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平民阶级只是通过“结构的位移”实现了表面的进步，他们和统治阶级的差距并没有真的缩小。
以下内容选自《回归故里》，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回归故里》[法] 迪迪埃·埃里蓬著 王献 译 后浪|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年7月
“平民重塑”的尝试：
提升品味和学习如何说话
对艺术的品味需要学习。我学习了。这是自我再教育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再教育几乎就是完全改变自己，只有完成它，我才能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才能远离我过去的一切。无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对于艺术作品的喜好或者对一切文学艺术的喜好总是会让一个人显得高级，这种高级是通过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品的人相比较而实现的。艺术爱好者的这种“高级”，指与其他人在自我构成上的差别，指人们对自己的眼光与对其他人
（那些“没文化”的、“低等”阶级的人）
眼光的迥异。
在我后来作为“文化人”的生活中，当我参观一个展览，或是听一场音乐会，或是观看一场歌剧表演时，有无数次，我观察到那些热衷于“高雅”文化活动的人们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如此多的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这种满足感和优越感展现于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放下的神秘微笑，还有他们克制的肢体动作，还有他们作为艺术行家以及有钱人的讲话方式……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觉得惊恐。然而我依旧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更加相像，让自己看起来出生于这样的阶级，努力像他们一样，在欣赏艺术的场合表现出轻松自如的神态。
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得忘记过去错误的发音、表达方式，忘记属于地方的词句，改掉东北地方口音，同时改掉平民阶级的口音，要让言辞变得更加体面，要更加精准地使用语法来遣词造句……总之，我无时不刻不在控制自己的发音和表达方式。“你说话像写书似的。”在家，母亲总是这样嘲笑我，她的话还表示：人们知道我为什么要事用这新的说话的方式。她这样说完
（就如同今天的情况一样）
，我就会变得非常小心，重新拾回曾经忘记的口音，避免使用对平民阶级来说，过于复杂、过于文绉绉的句子，我还要努力重新找回那些虽然已经被我遗弃只记忆深处，许久不用，然而却从未忘记的语气、词汇和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我完全成为一个说两种语言的人，但我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阶级来对自己说话和行事的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
“分裂的习性”：
过去与现在的自己始终并存
我可以重新找回这片“自我的空间”，这个我曾极力逃离的地方，一片在我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也是我无论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的精神内核的家乡。我回到家，看望母亲。我开始与母亲和解。或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我和母亲重新建立起联系。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被修复了。我意识到这些年我的疏离给她带来多大的打击。她为此受尽苦头。这疏离对于我，这个主动逃离家庭的人，又意味着什么？根据弗洛伊德对“忧郁”
（对于自己排除掉的可能性及拒绝接受的身份，产生一种无法逃避的哀悼）
的图解，我难道不是正通过另一种方式，接受着我所排斥的自我身份的惩罚吗？这身份一直在我体内存活着，它就是我身体的组成部分。
少年时期的迪迪埃·埃里蓬，图片来源：《卫报》。
那些我曾经试图逃离的东西，仍然作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续着。或许在这里使用社会学的概念比使用精神分析学的概念更加合理，因为“哀悼”和“忧郁”这样的比喻虽然简洁，但存在不妥之处，且具有误导性：即使我们成年之后所处的生活环境相较童年时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我们极力排斥过去，童年的生活轨迹以及社会化的方式依然会持续地发挥作用，因此，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
（也就是我们曾经离开的环境，此处应进行广义上的理解）
，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东西浮现脑海——我们希望已经摆脱、但又不得不承认它们造就我们的个性的那些东西，即徘徊于两种身份认同时所产生的不安
（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看似无法相融，但又时时刻刻共存于我们体内）
；借用布尔迪厄那漂亮有力的说法描述，就是一种“分裂的习性”所引起的忧郁。奇怪的是，当我们试图超越，或者至少是安抚这种情绪时，原本分散而隐蔽的不安感反而会不可抑制地浮现出来，忧郁感也会倍加强烈。事实上这种感觉一直存在，只是我们在特定时间发现或者说再发现了这些深藏于内心且不断对我们施加影响的感觉。但我们真的能超越这种不安感、压抑这种忧郁情绪吗？
被淘汰的平民：
被剥夺的生活的可能性
学校淘汰学生往往会通过学生主动放弃来实现，仿佛学生辍学是一种自主的选择——长期读书这个选择属于别人，也就是“有办法的人”，还有“喜欢”读书的人。他们拥有的可能性——这里说的是可以想象的可能性，甚至不是实际的可能性——被他们的阶级地位严格限定着。仿佛不同社会空间之间有一层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些界限将社会分为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的人对于自己可能达到的高度以及可以追求的目标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他们知道，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但那存在于一个无法靠近的，遥远的世界，所以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某种被社会空间中的人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也就不会有被剥夺感和排斥的感受。
社会秩序就是如此。我们很难发现这套社会秩序是如何运行的，因为这需要人们从外部观看自己，用俯瞰的方式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就像我所经历的那样，我们需要从界限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来摆脱那些既定的轨迹，来摆脱那些既定的轨迹，来发现不同的人所拥有的可能性与机会是如此不同，来发现社会是多么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从未改变：平民阶级在特定年龄辍学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不同阶级之间的屏障依旧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把“行动主体的观点”和“行动主体对于自身行为意义的解读”作为自己研究出发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其实就是充当了某种具有欺骗性的社会关系
（社会主体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通过具体行动维系着这种关系）
的速记员，因此，他们无非是在为社会秩序的延续做着贡献：一种致力于为现实
（既有的秩序）
辩护的意识形态。
只有摈弃“社会个体会自动地审视自身”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在重新建构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础上，描述社会秩序延续的机制，尤其是被压迫者自愿受承迫的方式
（对于他们无法获得的教育机会，他们选择主动放弃）
。一种理论的力度和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满足于记录行为主体行动的目的，而是相反地，致力于让某些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变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和身份。我们需要摆脱认知这些等级观念和条条框框所造就的社会属性，才能拥有新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结构的位移”：
平民学生进入大学也不能改变命运
后来，我报了文学与人文科学学院。我还需要选择一个专业，我在英语和哲学中间摇摆不定。后来我选择了哲学，这一选择符合我想象中的自己的形象，也将此占据我的生命并塑造我的人格。无论如何，我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欣慰。成为“哲学系学生”让我内心充斥着天真的喜悦。我不知道有高等商学院预科班，或是文科预科一年级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也不知道高等师范学校的竞赛招考。在我读毕业班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事实并不单纯只是这些机构过去，而且现在依然
（甚至可能更甚）
不接收平民阶级出身的学生，而这些学生甚至不知道有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所以问题并不止于我一个人。当我听说它们的时候，我已经步入大学了，我当时认为
（多么无知！）
我要比那些学生优越，他们在我眼里是一群奇怪的人，竟然在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之后依然留在告中学习，“进入大学”才应该是所有学生渴望的事情。当时的我并不理解学校中有等级的存在，也没有掌握正确的选择机制，所以我的选择是最具有反作用的，是一条死胡同，与此同时，我还在惊喜于自己的选择，那个知情者们小心避开的选择。
迪迪埃·埃里蓬，图片来源：《卫报》。
事实上，弱势阶级会认为自己实现了过去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但是，当他们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这些选择本身已经失去了在先前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位置。遗弃的过程是漫长的，淘汰是许就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但是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变的：它通过自我移动的方式进行自我再生产。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结构的位移”。人们使用“民主化”这一词所描述的，是一种结构的位移，在位移过程中，结构除了外表发生变化之外，事实上仍然保持着原有状态，几乎与之前一样严苛。
教育系统对平民阶层的结构性排斥
是否可以说社会
（用它日常机制中最普通的运行方式）
、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不可见的或过于显见的敌人们，正在与平民阶级进行残酷的战争？只要看看法国或欧洲监狱中平民阶级的数量就可以肯定这一点：“数据”会非常有说服力，它会显示那些住在贫民郊区的年轻男子
（尤其是我们称为“移民后代”的那些人）
走进监狱的“悲剧性概率”。将法国城市周边的那些“居住区”描绘为上演酝酿中的内战的舞台并不夸张：这些城市隔离区的状况不停展示着我们如何对待国民中的某些阶级，我们如何将他们置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我们如何让他们陷入贫困、不稳定、毫无未来的状态；而那些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这些区域发生的大型抗议活动只是暗潮涌动的、不间断的碎片式战役积累和压缩的结果。
我还想补充，诸如平民阶级遭到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排斥，以及平民阶级在各种体制的强力之下必然遭受的歧视和压迫，这些可以被统计数据证明的事实不能通过其他更好的方式来解释。我知道人们会批评我落入了社会阴谋论的陷阱，说我假想出了那些居心不良的、黑暗无比的社会机构。就像布尔迪厄批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时说的：“这一理论倾向于用最坏的功能主义解释一切。”他写道，机制被理解为一种作恶多端的、人们因为要达到某一目的而专门设计的机器，他还补充说，“这种对于阴谋的幻象，这种将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一个邪恶意图的思考方式妨碍着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
也许他说得有道理！不能否认，阿尔都塞的理论将我们带至一出老旧的马克思主义戏剧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出老旧的论战）
，台上，各种社会实体就像演出戏剧
（纯粹是学术性的）
一般相互对峙。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布尔迪厄的一些表达方式惊人地与他自己极力避免使用的概念非常相近，虽然他更多地使用“客观结果”而非隐蔽的主观意愿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例如，当他写道：“如果一个教育体系在它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在排斥平民阶级的孩子，还有中产阶级的孩子
（程度较轻）
，那么这个教育体系的实际功能是什么呢？
“实际功能”！当然了。无可反驳。但就像韦德曼不能因为听到母亲合理的意见就放弃自己对于世界最直接的感受，我没法不将教育系统
（它就光明正大地在大家眼皮之下运行着）
看作一个地狱式的机器，即便它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特意设计的，它至少导致了这个客观结果：拒绝平民阶级的孩子们，让阶级压迫变得合法化并持续进行，让不同阶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差异如此之大。指向被统治阶级的战争正在进行，学校便是战场之一。教师们已经尽其所能！对于社会秩序
（它一方面以隐蔽的方式运行，一方面又光明正大；它对社会中的一切施压）
所拥有的不可阻挡的巨大威力，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或者说能改变的东西太少了。
本文节选自《回归故里》，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由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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