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鲸》作者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骗子的化妆表演》引进：他使用自我梦幻的方式写作
赫尔曼·麦尔维尔
1819—1891
作为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象征主义文学大师的麦尔维尔，年轻时从事过多种职业，还先后在远洋商船和捕鲸船上工作，这些经历对他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麦尔维尔的作品无不闪烁着批判的火花，直接针砭美国政治，怀疑超验主义的乐观主义理论，对社会进步持悲观态度，给美国文学注入了悲剧色彩。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白鲸》、“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以及《皮埃尔》《水手比利·巴德》等，另著有大量短篇小说和诗歌，其中一万八千行长诗《克拉瑞尔》是诗歌史上难以绕过的里程碑。
《骗子的化装表演》是赫尔曼·麦尔维尔生前最后一部公开发表的长篇小说。不少批评家认为，本书与《白鲸》各有千秋，高于麦尔维尔创作的其他长篇作品，但可能没几个人读得懂它。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愚人节，密西西比河上的汽船“忠诚号”上人来人往，各色人等相继登场，骗子在其中不断变换身份，向乘客们实施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哲学和神学“洗脑”。
麦尔维尔通过对骗子以及船上不同身份、不同社会地位人物的精致刻画，揭露、讽刺了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对财富的疯狂追求，猛烈鞭挞畸形的资本主义以及被物化和异化的人际关系，堪称是对美国梦的讽刺大全。
译序节选
双重密写的讽世之书
《骗子的化装表演》于1857年由纽约的迪克斯和爱德华兹公司出版，发行日期为4月1日,即愚人节当天，与小说故事发生的日期相同。这一选择自然别有深意,不仅契合作品的主旨，应该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处世观念。寄给朋友塞缪尔·萨维奇的一封信里,麦尔维尔写道:“一个人毕生的境遇,尤其是他遭受的厄运——如果他遭受过厄运——无不以玩笑的方式发生,领悟这一点,是或者大抵是智慧的。同样，我们应该记住，这玩笑开得很随意，却又不偏不倚，因此大多数人无须认为，自己特别倒霉,竟撞上了其中最糟糕的玩笑……”考虑到麦尔维尔坎坷的经历和他鲜获掌声的创作生涯，这段话固然有解嘲之效，但恐怕更是小说家洞明世事的总括性结论。读者不难发现，《骗子的化装表演》当中层层嵌套的故事，那些真真假假的圈套，如同一个接一个不期而遇、令人破财受窘的玩笑，不断印证着作者的思想。至于“忠诚号”客轮那趟鱼龙混杂的密西西比河旅程，则无疑构成了我们生命历程的某种莎士比亚式象征。
写作《骗子》时，麦尔维尔的状况不大好，无论是身体和精神都因为长年劳累而出现了问题。当时,家中的经济条件尚可以维持体面，但出门旅游、疗养的花费就无法支付了。在各方面压力之下，麦尔维尔仍奋力写作，甚至整个冬天足不出户，反复锤炼词句，增删不倦。友人家人都劝他搁笔，好好休息一阵子。可以说，作者为《骗子》一书倾注了大量热情和心血，似乎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麦尔维尔在书中隐晦地反驳批评者，含蓄表达对同行、对同时代人的看法，回应他们的观点和主张。等到小说定稿，发表过程也一波三折。或许是由于麦尔维尔在1856年,即《骗子》面世前一年，出版的《阳台故事集》销量不理想，导致《骗子》的合同迟迟无法签订，而在《普特南氏月刊》上连载的计划，也未能实现。据说麦尔维尔起初并没有打算将《骗子》当成一部严格的小说来创作。他本想写个系列故事，这个故事“没有结尾”，“忠诚号”客轮可以一直航行，骗子则不断改头换面，不断招摇撞骗。奇妙之处在于，麦尔维尔这部最晚创作、最晚出版的长篇小说,灵感源泉却是他青年时代最初的工作经历:在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上当水手。那段岁月,比他登上捕鲸船出海的时间更早。而形形色色的旅客乘船出行，这无疑是一个展现百样人生、千般际遇的绝佳舞台。麦尔维尔并不意外地引用莎士比亚表达了此一观念：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然而，等到《骗子》最终定稿，我们发现麦尔维尔似乎打破了自己原先的设计:有些人物形象在第3章虽经瘸腿老黑人之口而出现在书中，但在随后章节里他们并未真正登场。译者斗胆揣测，麦尔维尔之所以改变了写作计划，从24章开始让世界漫游者这个形象一直保持到终章，是因为人们不仅是演员，同时还是观众，就好像世界漫游者弗兰克那样，既卖力表演，也看遍了尘间万象。
《骗子的化妆表演》，赫尔曼·麦尔维尔/著，陆源/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2024年3月版
小说选读
1
天穹一派湛蓝，崖岸徐徐展开。湍急的密西西比河不断拓宽。流水轰鸣，闪闪发光，漩涡随处可见，并在一艘威武炮舰的航迹间逐渐扩大。太阳如金灿灿的奇迹，从自己的帐篷里钻出来，于尘世上方擦亮自己的头盔。世间万物雀跃不已，皆在景致中升温变暖。制造精良的大船飞速前行，如梦如幻。
然而，在一个角落里，坐着一名不合群的男子，此人裹了件披肩，阳光照到他身上，却无法向他传递些许温度。他好似一株枯死的植物，可是花蕾仍在绽放，种子仍在萌动。他左侧的凳子上坐着个陌生汉子，穿褐色长外套，衣领后翻。这家伙的手势极富鼓动力，眼睛闪烁着希望的华彩。不过，如果一个人因长年抱怨而恍惚失意，陷于绝望，想以希望唤醒他兴许相当困难。
从语气、神色来看，这个病人的应答似乎很不耐烦，而与他交谈的陌生汉子却言辞恳切：
“不要认为我试图贬低同行的医术，以此抬高自己的医术。不过，当一个人相信真理掌握在他手上，而不是在别人手上，要他宽厚包容并非易事。难点在于良知，不在于脾气。宽厚会导致容忍，对吧，容忍又暗含着许可，而这实质上无异于某种认同。所以说宽厚一步步发展到认同的境地。莫非谬误也该得到认同？不，为了世人的福祉，我拒绝认同这些草头医生的事业。我乐于将他们视为犯了错的好心人，而不是有意作恶之辈——先生，我请问——这难道是一个抢生意的冒牌货和傲慢者的看法吗？”
2
病人浑身无力，没法用语言或手势来作答，但他哑剧表演般流露出虚弱的表情，仿佛在说：“你走吧，有谁是靠交谈治好了病的？”
然而，穿褐色长外套的汉子似乎早已经习惯承受这样的冷眼，他友善而坚定地往下说道：
“您告诉我，遵从路易斯维尔路易斯维尔一位杰出生理学家的建议，您服用了铁酊。为什么服用？为了让您恢复气力。结果如何？当然，按健康学的观点，血液里充满铁元素，而铁元素十分强大，可以说它是动物活力的源泉。您活力不足，症结在于您缺铁。因此您必须补铁，因此您才服用酊剂。关于这个理论，我哑口无言。不妨假设它正确。接下来，作为一个在实践中检视该理论的普通人，我要恭恭敬敬地向您那位杰出的生理学家提问：‘先生，’我会说，‘在自然进程中，无生命的物体一旦被当作营养吸收，便化为活体的一部分，但是，无生命的物体可否在任何情况下，既不改变自身的无生命特性，又为生命体运送质料？先生，如果除了通过消化吸收，生命体就什么都无法获取，如果消化吸收意味着一种东西转变为另一种东西（好比点一盏灯，燃油即转变为火焰），照这个思路，让加尔文·埃德森使劲吃，他是不是也能吃成个大胖子？也就是说，餐桌上的脂肪等同于身体上的脂肪？若确实如此，先生，药水瓶里的铁便等同于血管里的铁。’这推论岂不是太过自信了吗？”
病人又一次展示他哑剧般的表情，好像在说：“快点儿走吧。你那些令人痛苦的言语，难道是想表明，我咬紧牙关承受的种种痛苦，根本毫无意义？”
但是，穿褐色长外套的汉子大概没注意到他那厌恶的神色，接着说道：
“不过，认为科学可以把农夫当作人形工具，高兴让农田生长什么就生长什么，这个观念对于下边要谈到的构想来说毫不稀奇。那就是，当今的科学非常成熟，医治您这样的肺病患者，只需开个药方，让您吸进某种蒸汽，即可达到最令人惊叹的完美效果：您摄入体内的，统统是无生命的微粒，同时又是生命本身。可怜的先生，您还告诉我，根据巴尔的摩那位伟大药剂师的命令，整整三个星期，您出门必须戴口罩，而且每天定时支在一个储气罐上，里面装着焙烧药粉生成的吸入剂，您全靠它振作精神，似乎这种人造的混合气体是份解药，用来抵抗大自然空气的毒素。哦，谁还会惊讶于那样的责难，把科学归入无神论的古老责难？我反对这些药剂师的主要理由是，他们的发明太多太多。除了揭示凡人的技艺与神力相比是如此简陋、肤浅之外，他们的发明还有什么作用？我可以丢掉这个想法，可是那伙药剂师及其酊剂、烟雾、火罐和神秘兮兮的符咒，对我来讲不过是法老的巫师，徒然要挑战天意而已。我不分昼夜，满怀善念，为他们打圆场，说上帝应该不至于受什么刺激，因其发明而恼火，而报复。您落在这些埃及人手上，简直可悲透顶。”
病人无动于衷，依然是一副哑剧里的神情，仿佛在说：“你走吧。庸医，以及针对庸医的愤怒，两者皆无益处。”
3
但是，又一次，穿褐色长外套的汉子继续发言：“我们草药医生可不一样！我们没什么主张，没什么发明，但我们拄着拐杖，走进林子，爬上山坡，在大自然中漫游，谦逊地四处寻找药物。真正的印第安医生，姓名虽不为人知，其本质我们却很熟悉——继承了所罗门王的智慧，他通晓所有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到墙上长的牛膝草。是的，所罗门王是第一位草药医生。而在更古老的时代，草药的优点也备受尊崇。书上不是说吗，在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美狄亚采集了灵芝仙草使衰迈的伊阿宋返老还童。
哦，如果您信任我，您就会成为新一代的伊阿宋，我会是您的美狄亚。来几瓶十全大补膏吧，我保证，您一定可以长些气力。”
这时候，恼怒和厌憎压倒了关于药膏疗效的许诺，已无法遏制。面容灰惨的男子从长久无言的麻木冷漠中醒来，开始放声大吼，声音仿佛气流穿过结构复杂的烂蜂巢：“滚蛋吧！你们全都一个德行。打着医生的幌子，号称济世救人，真可恶！这些年，我成了个药罐，被你们拿来做实验，不停吃药，吃得如今皮肤铁青，身体一点点垮掉。滚蛋吧！我恨你们。”
稿件编辑：傅小平 新媒体编辑：何晶
配图：出版书影、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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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独立本质-麦尔维尔作品，在个人层面上的世界主义想象
麦尔维尔的世界主义想象还与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有关。作为一名水手，麦尔维尔穿梭于不同文化和地域之间，形成了个人的世界主义的观念。这些观念一方面体现在“波利尼西亚三部曲”等作品中发表的诸多有关帝国主义、经济殖民和土著文化的评论。
这样的评论批判的对象可能是土著人，也可能是美国、英国或其他国家，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话语。然而，由于他成长于美国社会，仍然将美国作为实践世界主义的“山巅之城”，所以与民族主义也不无一定的联系。
另一方面，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麦尔维尔相信人有着独立于民族国家的身份和自由 。如他在1851年4月致的信中所说，人“在天堂、地狱和人间”都拥有“独立自主的本质(sovereignnature)”，“即使有一些力量选择隐瞒某些秘密”，“那也不会损害我对自己的统治权(sovereigntyinmyself)”或“让我变成支流”(Correspondence)。
不过，麦尔维尔也意识到，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诸多社群或“人造人”(Moby-Dickxx)会对人加以限制，个体会与民族、国家或者代表民族的文化产生矛盾。事实上，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冲突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是麦尔维尔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的内容,也是他作为一名美国作家的世界主义想象的重要一部分。
《伊斯雷尔·波特》中的个人自由与民族纷争
1846年美墨战争打响后，麦尔维尔写信给哥哥甘瑟沃特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担忧:正如那句著名的谚语“最小的火光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谁知道这会导致什么?它会造成与英国的决裂吗?或者与其他大国的决裂?
上帝啊，这一天如此之近，我们将像古老的东方征服者一样谈论数以千计的死者和伤者，蒙茅斯之战将被看作是儿童的游戏，用宪法之木做的手帐将被人视为无足轻重的竹杖(Correspondence)。
在这封信中，麦尔维尔一方面从外交关系层面考虑战争，认为美墨战争可能会激怒欧洲殖民势力,影响美国的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他站在世界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立场,将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蒙茅斯战役比作造成数千人死伤的“儿童的游戏”,表达了对受困于民族纷争中的个体命运的伦理关怀。
《伊斯雷尔·波特》围绕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展开。在该小说中，麦尔维尔通过仿拟老兵叙事传统和强征入伍、战场状况等情节描写，揭露了民族国家野心与个人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突出了身份被限定在民族国家之内、命不由己的个体的困境，体现了世界主义者的伦理关怀。
在麦尔维尔的构想中，美国有着领先于英国的自由体制，应该帮助个体洒脱自在地生活或在世界中穿行。但是，现实中的美国为了扩大民族的利益，压制阻碍人的自由，致使个体无法获得尊严价值和发展。
麦尔维尔期望美国奉行革命理想和个人主义的信条，优先考虑个人的自由和权益 。这样的诉求是麦尔维尔作为一名世界主义者对四海为家的独立身份的渴望，也是作为美国人的他对美国例外主义所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理想的呼吁。
《伊斯雷尔·波特》基于19世纪上半叶流行的老兵叙事作而成。麦尔维尔在小说的前言里写道，这本书是他从“一本偶然从破烂堆里捡来的破旧的书中摘录出来的”，故事的主人公伊斯雷尔就像他那“破旧的墓碑”，早已被人遗忘(Israelvii)。
麦尔维尔所说的这本“破的书”就是1824年美国的普罗维登斯出版社(ProvidencePublishers)出版的《伊斯尔·波特的生活与非凡的冒险(LifeandRemarkableAdventuresofIsraelRPotter，以下简称《生活》。
该书由独立战争老兵伊斯雷尔口述，亨利·特朗布尔(HenryTrumbull执笔完成以《生活》为代表的老兵叙事在19世纪20和30年代盛极一时 。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美国出版了两百多部以独立战争为背景的退伍老兵叙事。
这些作品既有士兵本人撰写的，又有由他入代笔完成的，但不论是哪一种，都不乏大量的加工痕迹。《生活》的执笔者特朗布尔是美国“早期最高产的文学骗子”之，他以盈利为目的，写作粗枝大叶，还爱夸大现实(ChackoandKulcsa367)虽然小说的故事情节真实，但主人公赤诚的爱国心、天真和北方佬的姿态很可能是特朗布尔加上去的。
包括《生活》在内的文本“加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彼时美国建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的需求 。建国之初，美国根基不稳，外部面临欧洲殖民势力的威胁打击，内部缺乏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凝聚力。
老兵叙事将矛头直指镇压北美殖民者独立运动的英国和英国人，为美国提供了一部为自由而战的“民族史”，对美国人的身份转变和民族身份建构来说意义重大。同时，老兵叙事有助于激发美国人对国民性格的想象。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出身卑微，但他们天真乐观，坚韧机智，这样的特点逐渐进入美国神话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
《单身汉的天堂与少女的地狱》中的个体异化与资本主义经济
如果说《伊斯雷尔》探讨的是民族国家野心对个体的束缚，关切的是人超脱于民族国家的自由和身份，那么《单身汉的天堂与少女的地狱》的关注点则主要在工业技术发展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扩张时代丧失个性和自由意志的个体以及被忽略的人的普世价值和权利。
在麦尔维尔所处的时代，技术、资本和市场相互作用，溶解着民族国家和经济文化的边界。麦尔维尔注意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将世界连为一体，另一方面也造成全球性贫富差距加大，使得底层劳工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蚀 。
他以个体面临的异化为基础审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扩张，揭露美国为了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获利、无视个体自由发展的情况，揭穿了美国虚假的民主。
对麦尔维尔来说，个体是道德关怀的最终单元，应该享有平等的自由、尊严和发展，而人权具有普遍性，不受性别、阶级和民族所困，是所有个体的合理诉求。这种对个体的关怀是世界主义者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美国价值的一部分。
从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被视为与美国的民主自由原则相协调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美国流行的两个刊物一一《工业之声》(VoiceofIndustry)和《洛厄尔供稿》(LowellOfering)一中看出。
《工业之声》在1845年至1848年间出版，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工人杂志之一。该刊旨在号召所有的工人团结起来，为一个美好的政治经济体一一一个经济多样化、物质充足、文化丰富的世界一一而奋斗。
它构想了个体、自然、工业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场景，希望新英格兰的乡村工厂和工业城市中的所有人都能实现生活和经济上的平等 。这样的构想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进步和个体发展融合在一起，为美国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辩护。
《洛尔供稿》于1840年创刊，在其后的五年里风靡大西洋两岸。如刊名所示，《洛厄尔供稿》上的文章主要来自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纺织厂的女工。这些文章以敦促女工提升自我或引导女工“正确”消费为主，突出了工厂女孩的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当时诸多文本中刻画的弱小无助的女性形象。
不过，就深层目的而言，把女性培养成优秀的合众国价值的传递者才是编辑的首要目标 。洛厄尔纺织厂的工作经历常被描述成一种女性教育的手段或年轻女工为婚后生活所做的准备该刊表示，女工经过工厂的训练，可以更好地将美国信条传递给孩子这样的描述在女性的持家理想与合众国民主、自由的理想之间建立了联系。
《白鲸》中的人性与道德关怀
对麦尔维尔来说，个体的自由和发展超越社群利益，具有优先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个体是孤立的存在。在他看来，只顾自身利益而无视他人需求势必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并最终造成自我的毁灭。
人必须承认有着普遍人性的“他者”的存在，给予他人道德关怀，才能超脱现有社群形式，看到限制自身发展的各种因素。《白鲸》体现了麦尔维尔对人的道德责任和人性关怀的思考:亚哈船长无视船员的意志，抛弃人性，一意孤行，最终导致船毁人亡。
以实玛利打破社群(种族、文化、民族、基督教)的束缚，承认人共有的人性，给予他人道德关怀，获得最终的救赎 。麦尔维尔期望美国能坚守、奉行个人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提防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这样的想法划定了个体自由的边界，是麦尔维尔以世界主义者的视角和身份审视人性的结果。
在《白鲸》中，亚哈船长的复仇意志坚定，不容他人动摇，且随着“皮廓德号”的航行，他的心理逐渐扭曲，走向疯狂。出航前，以实玛利从法勒船长(CaptainPeleg)那里了解到，亚哈是一位“了不起”的船长，他“不信上帝却像上帝”虽然“喜怒无常”，甚至有些“暴戾”，却是一个“有人性的好人”。
登上“皮廊德号”后，以实玛利对亚哈船长的印象与法勒船长的描述大致类似。他发现，亚哈身上有三种令人钦佩的特质:“无所畏惧、一往直前的献身精神 ”，“刚毅果敢、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王者般的不可名状、傲视一切的尊严”。
亚哈看似威严冷酷，内心却不乏柔软之处。听见温暖海域上的鸟叫声，他的“目光中[会]透露出一丝笑意”，说明他心中有阳光和人性。然而，随着故事推进，以实玛利发现，亚哈船长陷入了一种复仇的狂热和“兴奋”之中。
在后甲板上，亚哈不眠不休，他的思想在不停踱步。在船快要靠近日本海域的时候，亚哈揭露了此次航行的最终目的一一追捕莫比·迪克。他拿出一枚西班牙金币，鼓励船员与他一起追逐白鲸，还宣誓“要追它[莫比·迪克]到好望角，到合恩角，到挪威海大漩涡，不追到地狱之火跟前不罢休”。
同义了，但没完全同义？详解“发生学”与“起源学”的本质区别
“发生学”（Genea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的“种系”和“新生”，指涉“地球历史发展过程中生物种系的发生和发展”（杨令飞2012：6）。虽然“发生学”与“起源学”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探究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方面与起源学有一定的关联，即在逻辑推理的层面上研究某一自然现象的生成原因和发展方式。“发生学”作为一种研究理论和方法最初用于以植物学和动物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领域，但是到了19世纪末，以吕西安·戈德曼、让·皮亚斯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人文领域的学者有意识地把这一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人文学科的研究之中，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文学发生学”就是“发生学”被嫁接到文学批评领域的跨学科批评方法，它是“关于文学生成的理论，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范畴，它更加关注的是文学内在运行的机制，从而阐明每一种文学文本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的内在逻辑”（严绍璗2000：1）。“文学发生学”尤其关注作为文学文本生成的“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所谓“文化语境”，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严绍璗2000：3）。严绍璗认为，构成“文学发生学”的“文化语境”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1）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共性文化语境；2）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3）显现与异民族文化抗衡与融合的文化语境。
美国19世纪经典作家和非经典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旅行叙事，自然有其发生学的根源。首先，从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共性文化语境来看，“旅行”（travel）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方式之一，不仅表现人类在空间维度的位移，更强调人类在空间维度的位移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痛苦、困顿和危险。因此，“旅行”不仅与“迁徙”“逃遁”“流放”“朝圣”等行为具有内涵意义上的一致性，甚至在外延意义上与“探险”、“战争”乃至“殖民”等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具有多重内涵和外延的旅行活动，在潜意识中刺激古人的思维，激发他们关于旅行活动的想象力。“对于人类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此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口头文学，这种文学已经对人类产生了强大的刺激作用。”（摩尔根1983：538-539）古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和亚瑟王传奇，是古人关于社会生活和宗教的想象性再现，其中有好多神话故事和英雄传奇表现了人类生活中的旅行行为，例如希腊神话中的忒修斯外出寻父、《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和亚瑟王传奇中关于圣杯的追寻等。“就对文学的直接影响而言，古希腊的神话和基督教的《圣经》已经成为浸润欧美文学的不可或缺的两支重要伏流。此外，在英国古代史上名震一时的亚瑟王和他的气概豪迈的骑士们，为后世遗留下一些蕴含深刻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侵染了一种神话色彩……对英美文学的影响也决非无足轻重。”（常耀信1987：1）浸润于三大伏流中的西方文学，顺其自然地习得了其中的旅行叙事传统。比如，旅行叙事在古典文学或者说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中尤其常见，并成为那一时期两大史诗《奥德赛》和《埃涅阿斯记》的基本框架。“奥德修斯这样一个暧昧的人物……也许是旅行者最合适的原型……”（Hulme&Young 2002：4）对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学生来说，“埃涅阿斯是一个水手，穿越危险的、未经标示的海域，去发现新的领土并在上面建立新的文明。”（Shields 2001：xxv）早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见证了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复兴。从这一时期起，人们相继读到一系列的经典旅行叙事，无论是以但丁的《神曲》为代表的史诗，还是以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为代表的小说。美国19世纪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正是源于整个西方文学的旅行叙事传统的文化语境，尤其是以希腊神话和《圣经》为代表的传统。“这种独特的古典和《圣经》神话的融合以及对美国思想的影响构成美国文化的自我。”（Shields 2001：ix）在美国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库柏、霍桑、麦尔维尔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读者们可以看到许多旅行者具有希腊神话和《圣经》中人物的影子。库柏作品中的旅行者具有《圣经》中亚当的影子，“纳蒂·邦波更像一位美国亚当……皮袜子故事更像美国的田园，一个伊甸园，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神秘的过去。”（Gray 2004：109）邦波和其伙伴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冒险性旅程，虽然在大的时空中是处于西行的背景之下，但在局部时空中仍然是在茫茫草原和茂密的森林之中，俨如纯洁的亚当在伊甸园的活动一样。麦尔维尔的作品中的旅行者具有《圣经》中以以实玛利为代表的流浪汉影子。“《圣经》中的以实玛利是一个注定要去继承一个国家的流浪汉。雷德本、白外套和麦尔维尔的以实玛利都通过回到美国而终结了他们的海上旅行，带着明显的宽慰。”（McWilliams 1984：165）像《圣经》中的流浪汉以实玛利那样，麦尔维尔作品中的主人公，不管是“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的泰比和奥穆，还是《雷德本》、《白外套》和《白鲸》中的主人公，都曾经因对美国社区生活方式的失望而离家出走，随后身不由己地在大海上漫游。为表现他们在大海上的漫游和所见所闻，麦尔维尔采取了流浪汉叙事方式。霍桑小说中的旅行者具有希腊神话中埃涅阿斯和珀修斯的影子。霍桑“有时候直接、有时候通过滑稽模仿，利用埃涅阿斯或奥德修斯穿过斯泰斯河进入地狱寻找知识和洞见的形式，或者忒修斯或珀修斯的形式，年轻的主人公在探索的时候进入迷宫，在那里他遇到了魔鬼。”（England 1983：111）在叙事模式上，霍桑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青年人，他们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那样，一般在夜晚离开自己的家园，到象征地狱的森林、神秘的古堡或城池去冒险。在那里，主人公遇到魔鬼的诱惑，最终获得关于人性恶或人生的新的启迪。
其次，从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来看，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出现的旅行叙事，是本民族旅行情结的形象性和原型性反映。美国是一个俗称“坐在车轮上的国家”或者“始终处于运动状态的国家”，“若从旅行的角度来讲，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总是躁动不安。”（Zabel 1958：15）从1621年的“五月花号”航行到1803年的西进运动，再到美国内战后的美欧大旅行，这种永无止境的旅行和迁徙构成美国的文化象征，沉淀为一种民族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升华成一种“旅行情结”。正如阿斯特罗所言：“美国是一个旅行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流线型的、流动的民族……我们对于旅行的嗜好源于我们对于熟悉和平庸生活的厌恶，如今这种嗜好已经升级为美国经验。”（Astro 1980：1）美国文化生活中的这种旅行“集体无意识”或曰“美国经验”势必要寻求文学的表达形式，在19世纪美国文学独立于英国文学的进程中成为这个新生国家文学的主要表现母题。正如荣格所言：“与集体无意识的思想不可分割的原型概念，指心理中的明确存在的形式，它们总是到处寻求表现。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荣格1987：104）这种基于美国旅行经验的母题，在19世纪经典作家的作品中，以不同的叙事形式表现出来。惠特曼的《草叶集》主要通过“意象”和“列举”（catalog）的叙事方式。叙事意象包括“大路”、“河流”、“渡口”、“启程”和“旅者”等，列举法则把不同时空和采用不同旅行方式的旅行者意象集结成一个宏大的全景式场面，借以表现旅行与美国民主之路、美国梦追求以及天定命运之间的关系。在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中，我们看到美国西进运动过程中开拓者西进的旅程以及与印第安人征战的过程。库柏让年轻的“皮袜子”在《杀鹿人》中首次远行到风景秀丽的明镜湖，通过表现他与印第安不同部落的冲突和融合来象征性地表现年轻美国的成长历程。紧接着，在《最后的莫西干人》《探路人》《大草原》等小说中，库柏让这位亚当式的人物以西行的领路人身份再度出现，通过表现他的远征、冒险和所参与的殖民主义者与土著印第安人的征战，库柏艺术地再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边疆开拓者在西部空旷无人的森林和草原进行土地开辟、定居、移民的过程，再现印第安人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被驱赶出来、千里迢迢地赶往印第安定居地的血泪历程。这种旅行的意象在《拓荒者》一书中甚至被放大到神话的维度。库柏写道：“他已走向落日——他走在一帮拓荒者的最前面，那帮拓荒者在为整个国家横跨大陆开辟道路。”（Cooper 1853：505）在詹姆斯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美欧大旅行时期一个个美国家庭横渡大西洋到欧洲老家进行探亲性旅行的场景。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顾名思义，讲述的主要是美国人在欧洲旅行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詹姆斯的小说，尽管采用心理现实主义视点转换的叙事手法，其内在的叙事结构却是线性的。主人公多为天真的美国青年，他们在欧洲各个地方的旅行、朝圣和探亲构成小说的基本叙事元。这些叙事元包括主人公所参观过的欧洲城市、风景区、历史遗迹、所接触的欧洲人物或移居在国外的欧化美国人。通过内聚焦和外聚焦的叙事，詹姆斯揭示了主人公在欧洲之行中的心理感受、两种文化的碰撞以及主人公的心理成长。
再次，从显现与异民族文化抗衡与融合的文化语境来看，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既继承欧洲文学中的旅行叙事传统，又在抗衡欧洲文学旅行叙事的过程中颠覆并重构具有美国民族文化特色的旅行叙事。自荷马的《奥德赛》问世以来，欧洲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总体上呈现一种还乡的模式。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尽管经历了一系列周游世界的冒险，但是最终都回归了家园。与此相反，美国19世界经典文学中的旅行主人公，总是始终漂泊在旅途之中，刻意逃避家园或根本无家可归。库柏《皮袜子故事集》中的主人公纳蒂·邦波，总是扛着猎枪出没于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和大草原之中；麦尔维尔《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泰比等人总是奔波在南太平洋上，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海岸流浪汉”的典型；马克·吐温笔下的主人公哈克，驾着木筏沿着密西西比河漂流，目的是逃离自己的家乡；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始终讴歌美国人的上路旅行，认为那是追求民主、自由和兄弟之爱的必然之路。
早在19世纪初美国文学形成的时期，超验主义大师爱默生就发出响亮的号召：“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在我们四周，有成千上万的青年正在走向生活，他们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这里发生的事件、这里的所作所为，应该予以歌颂，我们要唱出自己的歌。谁能够怀疑我们的诗歌复兴？谁能够说它不会迈入一个新时代，就像天文学家宣布的那颗天琴星座中闪闪发光的明星，终究有一天会变成光照千年的北极星？”（爱默生1998：2）作为美国“思想上的独立宣言书”，爱默生的《美国学者》昭示美国作家摆脱对欧洲文学的模仿，努力创作表现美国本土文化特征的文学作品。什么是美国本土文化特征呢？那就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月花号”航行、清教主义的殖民活动、西进运动、美欧大旅行等历史事件中升华出来的“探索”（quest）意识、人性恶省察、美国梦、年轻国家的“成长”渴望以及“天定命运”使命，它们与美国广阔的海域、众多的河流、四通八达的道路等美国地域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者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旅行的主要载体。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通过再现主人公纳蒂·邦波在大森林和大草原中的旅行，表现西进运动、美国早期殖民者和土著人的冲突以及美国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民族创伤；麦尔维尔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以及史诗性小说《白鲸》通过主人公在南太平洋上的旅行，表现作家对帝国主义“天定命运”的暧昧性审视以及对于宇宙本体的求索；霍桑的作品通过再现主人公的夜间旅行，表现作家对清教主义人性恶观点的深度省察；惠特曼的《草叶集》通过讴歌抒情主人公的大路旅行，表现诗人对美国民主自由、美国梦、兄弟之爱的礼赞；马克·吐温的“大河三部曲”通过表现主人公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旅行和成长，表现年轻的美国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必然面临的问题；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在美欧大旅行的背景下，通过主人公在欧美两地的旅行，表现寻根、朝圣、文化冲突等多元的主题。这一切都是美国19世纪的经典文学在继承欧洲文学旅行叙事的基础上抗衡欧洲文学的旅行叙事传统并显现出来的美国旅行叙事的民族特色。
研究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无论是从文化批评还是主题学建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沃尔夫冈·伊塞尔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产物，它产生于一种文化背景，它的活力来自这一背景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这一背景所施加的影响。它尤其强调与决定自身环境有关的不同物，以此介入自己真正的环境并确定自己的独特性。文学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位于业已制定的文化地图上新的区域。”（转引自科恩1993：297-298）19世纪经典文学中反复出现的旅行叙事，无疑是那一时期美国文化中旅行因素的典型反映。20世纪的美国被誉为一个“坐在车轮上”的国家，这样的文化称谓既源于美国独特的建国历史，又与美国19世纪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19世纪的美国虽然没有20世纪的小汽车等旅行工具，但马车、木筏、轮船、火车是他们的重要旅行载体。只要美国人感觉到现实生活中的困厄，只要他们在异域他乡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他们怀有美国梦或者帝国殖民的使命，他们就会驾木筏沿河漂流，乘轮船漂洋过海，坐火车千里奔袭，或干脆凭两条腿艰难漫游。这样持续不断的旅行和运动构成美国民族的文化品格，成为文化批评界研究的重要素材。
旅行叙事是美国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主题学，就是“对不同国家的作家以及这些作家对于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的研究，它包括对母题、情景和形象的研究。对于主题的研究不仅仅包括在平行研究之中，也包括在影响研究方面。”（Cao 2013：xxiii）就美国作家尤其是19世纪的作家而言，他们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学特征，那就是表现美国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旅行情结。为了表现这种旅行情结，他们运用一系列的旅行意象或者旅行元素，例如表现旅行工具的元素有木筏、马车、轮船、火车、汽车等，表现旅行载体的有道路、河流、海洋、湖泊等，表现旅行主体的意象有旅行者（traveller）、流浪汉（tramp）、朝圣者（pilgrim）、探险者（explorer）等。但是，在表现美国19世纪的旅行情结时，美国的经典作家们又都各有侧重，所运用的母题和旅行意象也各具千秋。库柏选择的是美国西行母题，并将主人公的西行与美国民族建国历史中的民族创伤和美国民族的成长结合起来；霍桑选择主人公在夜间旅行的意象，借以表现主人公对人性恶的省察和对于人生的新发现。我国学者关于美国文学史的书写和美国文学主题的研究很多，但是关于美国文学尤其是19世纪文学中始终出现的旅行叙事则被忽视，这是美国文学主题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缺失。因为忽视美国19世纪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就无法从深层次上认识美国文学的叙事本质，进而从文化研究方面阐释美国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理解美国这个“坐在车轮上的国家”或始终“在运动的国家”的文化内涵。
研究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美国19世纪文学中发展和繁荣起来的旅行叙事，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母题意义，尤其是这些旅行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国梦寻”、“天定命运”和“国家身份追求”等母题。美国人民怀揣美国梦而上路旅行，他们的美国梦一般又是在旅行途中实现的，例如惠特曼就将美国梦与大路旅行联系起来。美国人民的旅行，具有追求和探索的目的，探索（quest）和旅行（travel）共同构成美国的民族性格。虽然“天定命运”曾经被作为鼓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理论而受到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但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它也是一种传播美国价值观的使命感，是美国人在域外旅行过程中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
研究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对于研究中国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仅在古代，中国人大规模的迁徙就发生过四五次。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三次规模不小的移民潮，它们是“闯关东”、“下南洋”和“走西口”。历年的战乱、民族的迁徙以及个人仕途的坎坷，使得中国古代的诗人和作家不断地跟随人民迁徙流离或独自漂泊。沿途的风景、露宿的寂寥、涌动的乡愁、忧国的情怀，无不成为汩汩泉眼，倾泻着文人墨客内心的“文化苦旅”。先秦两汉时期，屈原写《离骚》，是遭忧离别之辞。唐朝时期，李白的《行路难》，以旅行的艰难比喻世道的险阻；杜甫的《兵车行》，以唐玄宗时期的穷兵黩武和连年征战为背景，揭示人民遭遇的迁徙流离之苦。宋、元时期，李清照的《声声慢》，写于晚年流寓江南时期；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更是以“断肠人在天涯”的千古名句，表现了旅行的艰辛和孤独。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旅行叙事便以局部或整体的形式在小说中得到形象的表达。明朝陈仲林的《封神演义》虽然是一部神话魔幻小说，也是一部表现旅行叙事的作品。《封神演义》以武王伐纣为主线，表现周武王肩负灭商兴周的神谕并挥师东进大举讨伐商纣的过程。在“武王伐纣”的大叙事背景下，也不乏个体英雄的旅行叙事，例如周文王姬昌和武城王黄飞虎的逃离朝歌等，都充满了旅行的艰辛。这种个体英雄的旅行叙事也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长篇小说中以局部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和林冲的“雪夜上梁山”等。《西游记》是明末出现的中国最伟大的集魔幻和旅行叙事为一体的小说。唐朝皇帝受到治国的困厄，于是委托唐僧去西天取经以解除王国的灾难。像所有的旅行一样，唐僧的西行也充满艰难困苦，各种妖魔鬼怪和人间的情感纠葛不断地阻遏他的西行。值得庆幸的是，唐僧的西行拥有众多的帮助者，身边有孙悟空等三个能征善战的徒弟，天上和佛界还有众多的神灵予以相助，纵有九九八十一难，取经的任务终得以完成。到了当代，表现旅行叙事的史诗性小说也不断出现，代表性的有席满华的《走西口》（2006）、高满堂、孙建业的《闯关东》（2008）、俞智先、廉越的《下南洋》（2010）等。这些史诗性小说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移民潮为背景，揭示在民不聊生的生存境遇下，中国人民背井离乡，到内蒙、东北甚至南洋等地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悲壮历程。其中，“走”、“闯”和“下”三个字突出了这些小说“旅行”叙事的主要特征，茫茫的雪原、苍苍的林海、高挂的船帆等构成小说“旅行”叙事的主要元素。通过叙述三个家族在“走西口”、“闯关东”和“下南洋”旅途中的遭遇和在异域他乡创建家业的传奇经历，这些史诗性小说再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为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而甘愿血洒旅途的壮举。
由此可见，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创作也留下许多以局部或整体的篇幅表现旅行叙事的经典。如何从主题学的角度将这些旅行叙事经典作为一种文学范式建构起来，在其他国别文学旅行叙事范式的关照下，勾勒出中国文学旅行叙事的叙述学特征和主题诉求，是未来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方向。这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比较文学中的类型研究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采用历时的方法，从纵的方向对属于同一家族的作品进行比较，目的是通过综合、归纳，总结出某一类型的基本共同点或者说规范。二是采用共时的方法，从横的方向对不同民族文学中某些类型加以比较，其重点是辨异，而不是求同，当然在辨异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类似。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文类的演变发展的历史和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以认识作家的独创和文学的民族传统、民族特性。”（陈惇、刘象愚2002：230-231）通过研究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行旅叙事，并将之与中国文学中的行旅叙事进行比较，我们既可以发现这些行旅叙事在叙述学和发生学方面的共性，又可以辩异出其在文化学和主题学方面的个性。例如，就叙事结构而言，中国表现行旅叙事的小说和美国19世纪经典小说中的行旅叙事主要采用线性的游踪结构，以主人公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行旅路线和活动作为结构故事的主要线索。但从文化学和主题学方面看，两个国度文学中的行旅叙事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行旅叙事受希腊神话、《圣经》和亚瑟王传奇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表现美国的建国历程、清教主义的人性恶审视、西进运动、新生国家和个人的成长、天定命运、欧美大旅行以及民众为追求美国梦而习惯性的上路旅行等；中国文学中的行旅叙事，则主要受儒家和道家哲学的影响，表现封建士大夫、文人骚客或者某一地域的下层人物为逃避仕途失意、烽火战乱或生活的艰辛而遁世于山水之间或远走异国他乡。另外，中国小说中的行旅叙事更多地与魔怪因素结合在一起，例如唐代的《游仙窟》、明代的《西游记》、清代的《镜花缘》、民国时代的小说《老残游记》等，这是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行旅叙事所不常有的，虽然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行旅叙事曾经受过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行正日益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生活和消遣方式。飞机、高铁、小汽车和轮船不仅方便中国人民的国内旅行，而且也大大刺激中国人民海外旅行的激情。特别是正在规划的欧亚高铁、中亚高铁、泛亚高铁和中俄加高铁以及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更为中国人民通过陆路和海路到国外旅行提供极大的方便。当然，便捷的交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的旅行提供方便，更是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旅行者在进行旅行尤其是域外旅行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面临文化调适的困境，同时也肩负着文化传播的己任。“当一个人从本土出发向另一地域转移的时候，不仅是从已知地域向未知地域的地理转移，同时也是从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向另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环境的文化转移。”（郭少棠2005：140）在域外旅行的时候，来自弱势地域的旅行者往往会面临强势地域文化的诱惑，被迫适从强势地域的文化，从而产生身份的危机。反之，强势地域的旅行者到弱势地域旅行的时候，往往带着殖民主义的凝视心态，向弱势地域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每一个域外的旅行者，都具有文化适从和文化传播的双向行为。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及其所表达的“美国梦寻”“国家身份追求”“未知世界探索”“人性恶探究”等主题诉求，对于当下中国人民的域外旅行和为反映这种旅行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国人民的域外旅行，既不能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又要在国与国之间的旅行中，适时地传播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中国梦”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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