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力门至上”下，英国如何通过违宪审查成“近代宪政之母”的？
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出现，且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当中得到冶炼和洗礼下，宪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现象产生了。英国的地理性质，加之西洋文化背景，经过一代又一代持续积累，英国整合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其中遵循传统又信仰自由的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一、“诺曼征服”以来，英国始终受制于绝对立法者，巴力们主权逐渐形成。“巴力门至上”的传统开始传承下来，影响着英国的社会生活，深深地扎根于英国的文化当中
我们都知道，宪法是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出现，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当中得到锤炼，在内容和形式上慢慢地成为一种法律现象。自此宪法产生以来，先是欧美国家纷纷地制定宪法。
立宪风行一时，宪法成为新时代的一个文明的标志。随着而来的就是宪法的实施以及相关违法宪法的问题的解决，美国1801年“马仁里诉麦迪逊”一案，这个案例确立了由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国会立法是否合宪的先例，更加有效地保证了宪法的实施。
美国对于这个制度的确立推动了其他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英国和美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渊源关系。
个人是生活在一个社会的共同体当中的，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当中孕育出了特定的文化。其中之一的西洋文化源于古希腊文化，它是海上贸易的环境当中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充满了自由竞争的精神。
由于海上贸易、物与物的交换、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问题，西洋文化的模式形成了最基本的宗教神学、科学技术、经济以及法律的特质,英国文化就属于西洋文化中的一种。
根据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在世界的历史中，每一世界历史的民族，总是只有一个形态，这就是民族的自然意志，或者说是民族之主观的本性。我们要熟悉这样一种从土地产生民族性与其性格之地方性的自然模式。”
从总体上来说，每一个世界文化的民族肯定都会有一个特殊的外部的额地理基础没这事无可是非的。英国的地理的性质，加上西洋文化的背景下，经过一代又一代地持续地积累，英国整合成它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又具化成英国特色的文化底蕴。
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地形错综复杂，气候具有多样性，工业文明先进，曾经经历国非常曲折的种族的融合过程以及建国过程当中沧桑的历程。从大不列颠开始，罗马人入侵、日耳曼入侵。基督教传入到丹人入侵，封建王朝的建立，“日不落帝国”再到英联邦，两千多年的延续，造就了极其独特的英国公文化。
对于英国来说，历史上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不可或缺的，英国这个自由和传统的国家历经沧桑后，充满着动荡，在动荡当中英国人又逐渐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从一个小小的岛国到日不落帝国，19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
追求自由、信奉传统的英国，在中世纪时期，由于王权过于强大，议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王权，但是更主要的是作为国王的咨询机构存在着。1215年，英国封建贵族和王权之间斗争，产生《自由大宪法》。这一份宪法确立了宪法的法律地位。
英国革命不同于法国大革命，它是不彻底的。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一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为止，那几十年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
这一场革命目的不在于推翻专制政治制度以及其社会基础，而是在于议会向国王争取权力。这一场革命，对于促进了自由主义信条、社会主义信条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英国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宪法性质法律，有的就是议会的独断权力。
英国的巴力们主权也是一步一步逐渐形成的，自从“诺曼征服”以来，英国始终受制于绝对的立法者，之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君主权威逐渐减少的一个过程，巴力门在英国变成了一个至尊的立法者。
总之，英国文化当中“巴力门至上”的传统传承了下来，影响着英国的社会生活，深深地扎根于英国的文化当中。
二、萌生于12世纪初期独立发展下的英国法，具有很强的历史连贯性，这些司法判决逐渐地成为地方法院适用的习惯，且在全国适用，便形成了普通法
英国的法律属于普通的法系，在历史上没没有发生过由罗马法引起的更新，也没有经历由法典编改而成的变革。英国法是独立发展的，具有很强的历史连贯性，仅仅受到欧洲大陆的影响，这一普通法萌生于12世纪初期的英国。
当时，皇家法院以及巡回法院用英王的名义行使其司法权力，并且有权撤销地方法院的判决，这些司法判决逐渐地成为地方法院适用的习惯，并且在全国适用，便形成了普通法，其中判例法是它最主要的形式。
普通法系法律的非法典化，注重判例法的特点再加上英国特有的文化模式—追求自由、尊重传统，决定了英国宪法的不成为性。在英国文化的形成过程当中，英国的宪法得以产生并且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英国文化的烙印，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
三百多年以来，英国宪法一直发挥着其法律的作用，实践着法的价值，英国人为之称道。英国宪法还是不成文的宪法，是长期以来英国国家管理活动的一个产物，由立法、判例法或者从司法推断出来的法律、巴力门相关法律、宪法惯例四类规则组成。
它更多的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质，英国宪法既不是人民一下子制造来的，不是一次立法就制定的，是千百年以来法院替私人权利斗争来的结果。英国没有采用成文宪法、刚性宪法的模式，这和其文化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7世纪的英国革命，反映在宪法上，就没有制定一部统一的、完整的宪法法典，这刚刚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英国革命胜利之后，先后通过了一系列的宪法性文件，构成了英国不成文宪法体系的一部分。机关一部分已经失去意义，但是至今仍然是宪法的一部分，仍然具有一定的而法律效力。
这一些文件的确立的一些原则已经注入了新的内容，它们的保留在一定程度上标榜着国家制度的长期的稳定性，也反映出英国是一个遵循传统的国家。
三、作为“近代宪政之母”的英国，遵循传统又信仰自由的精神，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英国违宪审查制度，为其他有想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蓝本
违宪审查就是通过特定的国家机关对某一项立法或者某一种行为是否合乎宪法所进行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审查和处理。它是监督宪法实施的一种手段，违宪审查是需要特定的机构负责，因为每一个国家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导致违宪审查的机构也会有所不同。
在英国，这一种违宪审查机构就是巴力门，也就是英国确立了巴力门违宪审查模式。作为“近代宪政之母”的英国 ，在这一种模式确立的过程当中，英国文化模式之中遵循传统又信仰自由的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巴力门主权的原则，巴力门的立法行为是一种主权上的行为，是至高无上的。它所制定的法律，不仅仅行政机关没有权利过问，并且司法机关也没有权利进行审查，巴力门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它是监督宪法实施的一个机关。
一方面，它通过修改和废除自己制定的法律来保障法律的合法性，比如1939年废除煤矿法案等等。另一个方面，巴力门还有监督法院以及行政机关的职权，下院对违法失职的各个部门大臣以及法官有弹劾权，上院对弹劾案有其审判权。
在英国，法官从来不宣称或者运作任何权力来废除巴力门立法，然而，巴力门法律可以时不时地取消法官的法律，并且在英国的任何一部分，不存在任何人、集团、执法、立法或者司法机构能够基于法律违反了宪法，或者用任何的理由，宣称任何英国巴力门通过的法律无效，当然排除它被巴力门取消。
巴力门在英国的地位权威是高不可攀的，它能够挑起保护人民权利的一个重担，英国人民没有必要再图它法。
在英国的法律发展的过程当中，观点的碰撞是十分正常的，但是不管这些观点如何的激进、如何可行，英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一直都保持着其传统的特色。
在特有的文化模式之下，英国产生了巴力门违宪审查制度，这一个制度的产生有它独有的文化发展轨迹，是为其他有想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蓝本，意图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也必须要认真的考察本国的文化模式以及具化的文化底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适合自己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
英国文化底蕴之下的违宪审查的建立，将会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当前的我国更应该从自身的文化入手，不盲目跟随，深入探究，谋求建立中国文化底蕴下适合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文献 ：
《欧洲的违宪审查》
《宪政与权利》
《法与宪法》
董成龙评《议会如何工作》︱英国议会是如何运转的
[英]罗伯特·罗杰斯 / [英]罗德里·沃尔特斯：《议会如何工作》，谷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478页，128.00元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语）但官方正式派出官员长期驻外，这又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而且并非主动为之。光绪元年正月（1875年2月），云南边境发生“马嘉理事件”，英方要求清廷派出大员亲往英国道歉，六个月后，郭嵩焘（1818-1891）受命出使英国大臣；归国之后刻印《使西纪程》，有关英法政制和日常生活的描述，与国人贴付的“蛮夷”标签截然不同，遂一片哗然。
梁启超（1873-1929）便写道：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钟叔河，《论郭嵩焘》）
郭嵩焘认为：在清朝快要完了的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英国“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而“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故而西洋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彻底揭穿了那种自欺欺人的神话。（钟叔河，《论郭嵩焘》）
“斯毕格”（speaker，议长）、“好斯曷甫恪门斯”（House of Commons，下院）、“好斯曷甫乐尔知”（House of Lords，上院），这些名词让当时的国人感到十分陌生，更不能理解原本以为的“蛮夷”为何会比“我泱泱华夏”更加文明。虽然郭嵩焘遭遇了“走向世界的挫折”（汪荣祖语），但被迫卷入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国，又怎可能拒世界于国门之外？此后的国人日益熟悉西方世界。
议会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关键环节
自打逐渐熟悉西方政制，国人便了解，既然议会/国会是西方诸多共和国的权力机关，那么议会制度便是政治制度中的关键环节——罗隆基（1896-1965）留美之时，就盯着英国的议会制度不放，接连完成以英国议会立法为题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英格兰是议会之母，那么研讨英国议会，既是关于英国议会的研究，更是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考察。
2017年，罗杰斯（Robert Rogers）与沃尔特斯（Rhodri Walters）合著的《议会如何工作》中译本出版，为汉语学界的英国议会研究再添新作——显然，得以在汉语中表达，便成为汉语学界中可加以援用的资源。
这本书比较难读，难读的理由不在于四五百页的厚度，而是书中描述的诸多运作细节让我们感到很陌生——虽然我们研读“西方”议会制度多年，却对其中运作细节不甚了解。两位作者2014年时分别自下院和下院的服务部门退休，换言之，他们是局内人。当然，这里不是要揭露什么内幕，而是向世人揭示议会的日常。他们没有政治宪法学的讨论，也没有实际代表制（actual representation）和实质代表制（virtual representation）的争辩，没有多少理论反思，讲解的主要不是议会的制度史，而是更少为国人所知的英国议会运作程序，还时不时佐以案例。
“议会”一词源自法文“parler”，即“演说”或“谈论”。十三世纪，首次在英国被用来指称扩大举行的御前会议；现代议会制度，源出1265年由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代表亨利三世召开、首度纳入各地市镇代表的国是会议（《议会如何工作》，第3页）。议会是通常所说“三权分立”的重要一员，而实际上，英国直至2009年才谈得上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2009年最高法院作为独立建制之前，上院承担了最高法院的职责（《议会如何工作》，45页）。但2009年的另一件事，更深地改变了人们关于议会的认识——“报销门”议会丑闻，对两位作者这样毕生贡献给议会的人而言，这是个“悲伤的时刻”。
完整呈现议会运作程序
此书甫一开篇，两位作者就轻描淡写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在本书的第7版中，我们的目标依旧不变：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去说明议会这样一个错综复杂、不停演化的国家制度；替其中各种事情发生的原因与经过，提供一个局内人的观点；对相关的优劣得失加以分析；并且检视可能的发展方向。（《议会如何工作·前言》）
这份雄心化整为零，就体现为《议会如何工作》对议会运作程序的完整呈现。该书很快就向我们澄清了一些常见的错误或理解偏差：
►当布莱特（John Bright，1811-1889）在1865年首次提及“议会之母”的表述时，不过是说英格兰是议会之母，而不是说英国议会是议会之母。（《议会如何工作》，15页）
►“议会至上”而非“议会主权”，因为严格说来“议会并不拥有主权”（《议会如何工作》，206页）。“议会立法至上”的限制是“人民加以遵从之意愿，以及人民固有之反抗权力”（《议会如何工作》，208页）。
说到主权，便不得不讲到君主或君主与议会的关系。《议会如何工作》提及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在《英国宪法》（English Constitution）中认为女王“超然于政治”，无论哪个党派上台，都保障了英国政治的连续性。大概是因为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时间太久（1952年登基至今），作者径直用“女王”称呼“国君”，忽略了男性作为国君的可能。
白芝浩
“王在议会”的传统仍然在，所以议会由上院、下院和国王组成。“每一部议会立法的前言都提醒我们，一项法案如果要成为法律，在两院的认可之外，也要得到女王的允准。”（《议会如何工作》，49页）两院通过的法律要经过君主御准才能成为法律。自从安妮女王之后，君主对于上下两院通过的法律，都会出具同意。（《议会如何工作》，262页）
战后以来的下院议长，除了两人，都出自当时的下院执政党。下院执政党就是执掌内阁的政党，而下院议长则要代表下院的利益，需要平衡政府与下院之间的利益。（《议会如何工作》，56页）“与下院不同，上院从来就不具有代表性质。打从一开始，它就是以个人身份出席的议院。”（《议会如何工作》，41-42页）至于上下两院在提案或立法过程中的诸多不同，该书更是提供了详实的介绍。（详参《议会如何工作》，第六章“立法”）
现代政府被视作“责任政府”，之所以要承担“责任”，端赖议会赋予“权力”。上下两院的辩论与立法程序，为责任政府做出了表率。公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好公民要习练如何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技艺。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便曾在《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中指出，陪审团制度能够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技艺，懂得如何参与公共事务。诚哉斯言，那么，上下两院的辩论与立法，本身便是更高层面的示范（详参《议会如何工作》，第八章“辩论”）。
英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典范之一，最令笔者困惑的问题是，它何以能够在斩首君主（查理一世）后，又迎来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做君主，这在很多地方是难以想象的。不知道这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高超技艺，是否得自议会的训练？
《议会如何工作》全书凡十二章，从议会之所由来讲到议会的人员构成、各种力量，立法程序，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议会与立法问题，结尾是议会的未来。他们亲眼目睹2009年丑闻对议会的伤害，篇首篇尾都提及此事，可见念兹在兹，忧心忡忡——无疑，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英国人看的，希望他们能够超越少数议员的丑闻，正视议会的伟大作用；而今，这本书译成中文，当然可以放到百年以来译介西学的光谱中加以理解，以英为鉴，借镜自观，既是了解习练英国的政制史和美国政制的某种历史形态，又是反观自身、建设国家的可行之路。
汉语学界的议会与国会研究
汉语学界既有的英国议会研究也已初具规模，已有多部专著或译著问世（见文末“延伸阅读”）。外国议会或国会中，恐怕只有美国的国会在汉语学界受到较多重视，各种角度研究美国国会的作品已迭次出现——例如，《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美国国会和总统关系》《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不一而足，这显然得益于美国的显著国际地位及其伴随的国际政治显学“美国学”。但即便如此，美国国会的具体运作手册却难得一见。如果缺乏对运作程序的细节把握，如何锁定相关提议或法案的定位？
一失足成千古恨！深入探究苏联解体背后隐藏着的制度问题
第一章 制度比较擦亮政治分析的眼睛
制度研究纵横谈
比较政治制度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政治制度和政治学本是融为一体的。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以政体研究为其内容的组成部分。因此，政治制度和政治学不仅原本一体，而且政治学以研究政体，也就是政治制度为起点。后来，随着国家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而且人们发现了支配国家活动权力的重要性，大约到15世纪的时候，以马基雅维里的著述《君主论》为标志，政治学研究领域里出现了以研究国家权力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学。由此，政治制度就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了，在学术上独立门户。由于政治制度和政治学有着共同的“基因”，直到今天仍然是分不开的。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在学科内部继续分化。比较政治制度就是从政治制度研究中再分化出来的。因此，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分支学科，从研究对象到方法都还处在尚待完善的过程之中。
如果从字面上简单地来解释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对象，顾名思义，核心内容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则是指研究视角、方法和范围。也就是说，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制度研究对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研究的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其独特的方法是进行纵横上下的比较，其中还包括比较的标准尺度、各种政治制度的共性和某种政治制度的个性，以及进行比较的观点和理论的研究，等等。既然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对象的核心是政治制度，那么首先要从什么是政治制度说起。所谓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包括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狭义主要指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制度可以从不同角度给出不同的定义和解释，此处系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所作的界定。
根据以上定义，政治制度研究对象狭义而言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式。一般说来，政治制度研究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如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或某个其他国家政治制度，或某种政治制度。而比较政治制度总是把两个以至几个国家或某种制度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诸如比较英美政治制度、比较议会制度、比较选举制度等。
二〇〇四
制度比较擦亮政治分析的眼睛
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在理论上、实践上和学科建设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比较政治制度研究，能够加深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阶级剥削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理性价值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结论本属毋庸置疑，但在最近四分之三世纪的历史发展中，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在社会主义的大地上投下了一块阴影，似乎社会主义制度更为优越的结论就此被推翻了。有些西方学者更是喜形于色，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必然的发展方向”，“西方民主制必将盛行于全世界”。当然也有冷静的学者通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清楚地看到并认为，历史发展未必如此。如一位西方学者的下面这段话就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在西方国家，因资本主义明显‘战胜’了社会主义而产生的喜气洋洋，又因认识到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问题依旧棘手不易解决而大打折扣。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指苏联模式——引者注）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那么也没有人会完全有把握地声称，当下形式的资本主义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期望。”显然，以上两个不同的结论都是经过对两种制度的明显的或暗含的比较研究而得出的。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以比较政治制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从理性上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克服盲目性。其原因何在？因为通过科学的比较，事实就会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优越到不需要改革，不需要完善，不需要发展，不需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只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讲改革、发展和吸收，从本质上说是僵化的观点，带有盲目性。只有克服这一盲目性，才能科学而理性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同时，通过科学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不仅可以在提高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的基础上增加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而且可以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腐而不朽”。在两种制度的比较分析过程中，人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恰恰是在被批判中不断地修修补补而生存至今，并且针对弊端在资本主义范畴之内进行制度创新，谋求发展。也许正是这样，资本主义制度才有今天的发展，才有今天的“腐而不朽”。总之，通过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可以更加理性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可以说，制度比较研究擦亮了政治观察的眼睛。
二〇〇四
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
在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是非常纷繁复杂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找到有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适应本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生长和发育起来的，当然，每一个国家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制度都会有它的阶级属性的归属。
因此，根据阶级分析法的分类，当今世界的政治制度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是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基本分类。在比较研究中，政治制度有阶级属性的不同，但任何一种制度都有生长、完善、发展的过程，并且在运作中还会发生异变和短缺情况，以致不得不进行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历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人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国家现实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会因为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出现制度短缺，而且会因为在运作中的变异而发生异化。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可以从各方面去寻找原因，而且都可以说出充分的根据来。从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角度看，苏维埃制度的僵化和异化是一个更具有分析价值的原因。苏维埃制度本是苏联人民的历史性选择，曾得到苏联人民真心的拥护，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经受过战争与和平建设的双重考验。但是，这个曾充分显示过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却在运作过程中由于未能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而从僵化走向异化，从民主走向个人集权，再走向个人专权，最终致使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退出历史舞台。显然，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案例中，有许多深刻的制度问题值得研究。
二〇〇四
制度是活的东西
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载体。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了全面地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必须吸收全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其中自然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出政治文明，而且会在比较中鉴别出什么是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当然，比较研究政治制度，吸收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意味着简单地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该国是有效、有用的好的政治制度，而照搬到另一个国家未必也会成为有效、有用的好的政治制度，有时可能还会适得其反。英国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他说：“制度是活的东西，是不轻易将它们的秘密透露给刻板的文字的。”这就是说，对政治制度应进行动态的研究。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曾就“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不管他列举的论据是否全都科学，他告诉人们只有适合本国情况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这一道理是正确的、科学的。在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中，必须避免照搬别国政治制度的带有误导性的比较研究，不过在这里更应该指出的是，只要是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就会避免因肤浅比较而得出误导性的结论。
20世纪是战争和革命风云激荡的世纪，也是政治制度变迁剧烈的世纪。每一个革命后国家，每一个民族独立后国家，都要选择和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是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即没有一个国家是靠照搬或完全模仿别国政治制度而成功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推行苏联的政治制度，到头来还是发生了剧变，尽管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采用不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确有不少仿效英国议会制或美国总统制的，有意思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拉斯基就曾指出：“英国的巴力门制度（parliamentary system）在每一个采用的国家里，都呈现不同的样子，正如美国的联邦制度被带到各地去之后，也发生着决定性的变化。”其实，这种仿效不只是原本制度的走样，问题更在于从别国移植而来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可能成为适合本国情况的制度，而只有适合本国情况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这可以说是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之要义。
二〇〇四
政治制度的“和而不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我们不仅会面临全球化浪潮的挑战，而且应该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之林中取得应有的立足之地。不言而喻，全球化意味着国家之间、人民之间交往和沟通的密切和加强。经济上要和世界市场接轨，政治上和文化上和一些国家虽然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要“和而不同”，进行经济、文化、安全多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为此，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了解对方，怎么进行交流呢，合作就更无从谈起了。要了解一个国家，最重要者莫过于了解它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一时的政策行为也许很难作出什么你所需要的判断来。但是，如果能同它的制度环境联系起来，也许就会发现政策行为的动因，以至未来的走向。例如，只有真正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才可能理性地把握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进行双向的交往和沟通，进而理性地推进双边的经济、文化和安全多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我国作为主权国家总是生活在世界舞台上的。我们必须做到知彼知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正是这样，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世界舞台上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了解世界了解各国最为基本的知识构件。
二〇〇四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鼻祖
比较政治制度乃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是它的基本方法，它仅有的特点主要在于比较。对此，在该学科领域内曾经有过许多探讨。从比较的概念来说，有学者认为比较的对象既要有共性，又要有个性。没有共性或没有个性都是不可能进行比较的。当然，这是很有道理的。
政治制度比较研究方法的源头，根据资料，应该说是出自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的研究。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了吕克昂学园，并亲任该学园园长。约在前后12年的时间里，他指导其学生进行过许多项目研究，其中颇为重要的一项是对古希腊的158个城邦及各城邦的“宪法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从迄今保全下来的著作看，其中就采用了个别和分类比较研究的方法。《雅典政制》作为多个城邦研究之一，就是一种个别比较的研究方法，它能显示出不同城邦不同的特点。《政治学》中关于三种正宗政体和三种变态政体的比较研究，是在对158个城邦的调查和分析基础上进行的，并由此提出分类标准和不同的六种类型，这可以说是一种综合分类比较的研究方法。
二〇〇四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法
政治学和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方法是非常古老的。今天，这种比较研究方法仍然被学者们广泛运用着，只是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分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比较政治制度中，常见的比较方法有以下几种。
国别比较研究方法。这是最常用的一种，也是最传统的一种。例如《欧洲比较政府》《各国政府与政治》等类似书名的著作，实际上是选择几个乃至十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对它们的政府体制，按国别进行研究，揭示各国的特点。尽管研究者没有在著作中表现出着意把某国与某国进行比较，但是，由于研究者把每个国家政府体制都分析得很透，人们阅读后就知道各国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者的研究路径通常是由比较进而鉴别并最终作出判断。当然，在这类出版的著作中，有的作者是把自己的比较、鉴别、判断直接写在书中告诉读者，但也有的却不是这样，而是给读者留下了较大的比较和思考的空间。这种把政治制度进行分类，选择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国别的比较研究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政治制度、政治学的研究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的科学那样，在实验中进行比较研究。它只能在已经有过的，已经存在的政治制度间进行分类比较研究。
专题或专项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基本上与前一种相同，它只是把研究聚焦到某个专题或某个专项上进行。在研究成果中常见的，诸如《比较议会制度》《比较行政制度》《比较选举制度》等，以致还可以更专门一些、更细一些，诸如“议会立法程序比较研究”“行政决策过程比较研究”“选举方式与当选制度比较研究”等。这样的研究比较具有实效性。如议会立法程序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很具体，范围也较小，不仅可以看到立法程序的不同，而且能够判断程序运作对立法质量的正负效应，由此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会具有现实的效用性。
综合分析比较研究。该方法比较复杂，重价值分析。例如，美国有位学者的著作《比较政治体系：三个世界的权力和政治》，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从全书结构看，作者首先把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区分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制度、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并进行三个方面的比较，同时在每个世界中又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制度的比较。作者认为这样进行比较的好处是，既可以了解三种（类）不同的政治制度，又可以了解同一种制度中各个国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显然，该研究方法的预设是非常理想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复杂的多角度比较研究首先必须找到和确立科学的标准，或称为比较尺度。作者在书中确立了四个尺度，即“权力民主分配”“人人得到尊重”“福利平均分配”“启蒙机会均等”。然而，作者树立的这些标准尺度，并不能在实质上揭示各类、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因此，这种综合分析比较方法是有很大难度的，在该学术领域内，这样的研究成果甚少。
一般而言，比较研究方法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在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中也是如此。纵向比较是借用历史比较方法，例如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于封建政治制度，就是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得出的结论。如果把当代英国的议会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进行比较，这就属于横向比较。在该学术领域内，还有叙述性比较和分析性比较之分，如果前一种方法主要是把事实陈述清楚，那么后一种方法就要求在说清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价值分析和判断。在比较政治制度研究过程中，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说只采用一种方法，事实上常常是同时采用几种比较研究方法。以上关于研究方法的介绍只是从研究现状中列举出来的一些常见的研究方法，是很不全面的，何况对于任何学科来说，其研究方法都会随着该学科学术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二〇〇四
政治制度的内外与表里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除了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的研究之外，还应该研究政治制度生长和运作的环境。从环境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一种政治制度在这个国家是有效的，但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却变得无效。这里面的道理正同北方的苹果树移植到南方就不会结苹果，南方的橘子树移植到北方就不会结橘子是一样的。不过，对政治制度作这样的比较研究可能就要复杂得多了。在这里，只是为了说明政治制度生态环境的比较研究，是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之一。
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英国学者拉斯基在研究美国总统制时曾讲过这样一个道理，政治制度“形式上的外表，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和事实上的本体，是不同的。因此，深入本体，往往是不容易的。一部分，这是受了材料本身的复杂的掩蔽，正如一般制度现象所受到的掩蔽一样。政治的行动过程，很像是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可能只不过是下面本体的一小部分”。由此可知，要观察和评判政治制度“水”下的本体部分总是很不容易的。这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还应该重视研究制度背后的制度。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一定历史和环境条件下的产物，同时，它还有一个被选择的问题，因此，它既是生成的，也是创造的，只有把握了政治制度的这两个方面，才能够对制度背后的制度有所认识。
二〇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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