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吉狄马加：感谢命运的垂青，是青海的这片高大陆，终于让一个诗人的文化理想，在这里变成了现实｜纯粹现场

小编 2024年11月14日 12:42 23 0

吉狄马加：感谢命运的垂青，是青海的这片高大陆，终于让一个诗人的文化理想，在这里变成了现实｜纯粹现场

吉狄马加（左）在颁奖典礼现场

第五届昌耀诗歌奖颁奖典礼暨吉狄马加研讨会在青海举办

6月24日，第五届昌耀诗歌奖颁奖典礼在青海互助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评论家等120余人相聚大美青海。吉狄马加、唐晓渡、陈东捷、耿占春、徐敬亚、欧阳江河、臧棣、敬文东、高兴、树才、龚学敏、何言宏、尹汉胤、燎原、谭五昌、李南、周所同、孙基林、卓玛、宋长玥、耿占坤、马钧、杨廷成、刘晓林、胡丘陵、曹有云、久美多杰、王丽一以及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内外诗人、评论家参加颁奖典礼。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现曾，青海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宋江涛出席颁奖典礼。著名作家、青海省文联党组成员、兼职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梅卓主持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上，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银会致欢迎词，著名评论家第五届昌耀诗歌奖评委会主任燎原、谭五昌分别对昌耀诗歌奖评审做情况和评奖说明。吉狄马加荣获第五届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孙基林荣获第五届昌耀诗歌奖·理论批评奖，欧阳江河、周所同、宋长玥三位诗人荣获昌耀诗歌奖·诗歌创作奖。李现曾、宋江涛、梅卓、李银会等分别为获奖诗人、评论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吉狄马加、孙基林、欧阳江河、周所同、宋长玥分别发表获奖感言。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银会致欢迎词

下午，由青海省文联、青海民族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担任指导单位，青海省作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十月》杂志社、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主办，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师范大学·纯粹Pura协办的“个体的高音与人类和群山的合唱：吉狄马加诗歌及跨界创作作品研讨会”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唐晓渡、耿占春、敬文东、臧棣、徐敬亚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诗人以吉狄马加诗歌艺术为样本，深入研讨“其可由祖先谱系作证的高贵血统，其在白雪和雾霭的至深处诞生的奇迹，其穿越了所有时空守望孤独的忠诚，其以声音的群山战胜无尽沉默的智慧；其疾如闪电的纵身一跃中敲响空气的强壮脚趾；其自由巡行时覆盖荒野的秘密气息；其回忆般变幻莫测的身影；其焰火般盛开的原始热情和活力……”（唐晓渡语）的诗歌创作样态及其人文高度，同时也对其文学书写与诗歌实践，不断深化青海文学界与全国及至世界诗歌界的交流互动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探讨。

多年来，著名评论家、诗人、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对吉狄马加诗歌有着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对其诗歌具有整体把握：“吉狄马加的早期诗歌将彝族神话史诗的元素融入对生活世界的感受，也是自我认同的参照。他的诗表现为生命与自然的颂歌，也是自由、尊严与人类团结的赞歌。吉狄马加的抒情诗保持了现代社会正在丧失的尊崇情感，他珍惜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也呼唤共同体价值的凝聚。吉狄马加近十年以来的一系列长诗如《马雅可夫斯基》《裂开的星球》《应许之地》等等则展现出对现代性的论辩与批判，他的诗在对生命的热情首肯与历史认知之间保持着批评的张力。吉狄马加诗歌丰富的情感、感受、洞见，理应成为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的灵感和共享资源。”

著名评论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曾系统梳理吉狄马加诗歌艺术在海内外的影响和传播，他发现：“吉狄马加的海外研究者们莫不清楚，在以汉族为绝对人口主体的伟大国度，吉狄马加既是一位少数族裔（亦即诺苏彝族）的诗人，也是居于全球化和地球村当中的诗人，这应当是研究吉狄马加最基本的前提和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个体的高音与人类和群山的合唱：吉狄马加诗歌及跨界创作作品研讨会”现场

作为吉狄马加精神同频的著名诗人、评论家、海南大学教授徐敬亚对其诗歌解读更具深刻和“痛感”：“我觉得吉狄马加的诗，尤其是他的长诗，有一个继承和一个贡献。一个继承是：在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诗歌大潮即将暗淡之时，吉狄马加的诗向世界诗坛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这种呐喊，不仅带着中国现代诗潮最沉重的人文元素，也几乎全部承接、吸纳了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史全部的先锋性探索。一个贡献是：在地球持续八十年的和平出现大面积的裂罅之后，在人类第一次全球化进程受挫或可能中断之际，马加的诗可能成为一种回光返照式的、对诗歌的提醒、启示或引领。”

著名诗人、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臧棣在研讨时表示：“这里，我依据的文献，主要来自吉狄马加的带有诗歌总集性质的作品——《火焰上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广西师大出版社，“时间文丛”）。这本诗歌总集，收录了诗人四十多年创作生涯中各个时期的最有代表性的优秀诗作。其中令我阅读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有触动的作品，是诗人马加写给诗人同行的诗。首先，诗人书写的范围是世界性的，被致敬的诗人对象波及世界各大洲的诗人，从欧洲到非洲，从亚洲到美洲；有年代久远的诗人，有刚刚离世的诗人，也有依然健在的诗人。这种范围的广泛，不仅预示着当代诗人交际范围的变化，更代表着当代诗歌经验在诗人视域方面的一种深切的拓展……”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李骞认为：“在吉狄马加的艺术世界里，充满了带有各种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它们常能带给读者以厚重的文化体验。无疑也正是因为这些意象的作用，使吉狄马加的诗歌拥有了历史感，从而让读者从他的诗歌里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经验世界。某种程度上说，吉狄马加的艺术世界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原型这个坚实的根基之上的，这些意象不仅触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也增强了他创作的坚韧性，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意象世界里隐含着的民族的集体记忆。”

德国诗人、艺术家雷震（Margarete Werner）在现场以流利的汉语向吉狄马加诗歌艺术表达敬意：“在我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马加老师诗文中所表现的个人修养。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类的命运的关怀，都体现着一种传统文人的气质和风骨。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他为推广中国诗歌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所付出的努力：他积极促进诗坛的国际性交流和对话，做出了显赫的贡献。吉狄马加老师那大度、包容、务实的精神，也表现在他诗歌和艺术跨媒介的探索中，且从另一角度体现他非凡的素质和超越性。”

俄裔英国学者、首都师范大学访问学者（Grigory Bondarenko）表示：“我最近在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正在把吉狄马加长诗《应许之地》翻译成俄文；另一件事情是在编辑和润色吉狄马加另一首长诗《裂开的星球》俄文译本。我基于两个文本谈我的想法：第一，我们在青海民族大学开会，这令我想起吉狄马加这两首长诗当中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意象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运用就是一种保存；第二，在我看来吉狄马加长诗《应许之地》是一首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诗歌。我尤其看重吉狄马加在这首诗歌中展开了对未来的一种万物互联的政治想象；第三，我认为《裂开的星球》呈现了当下世界的冲突与分裂，与此同时，吉狄马加也试图在诗歌努力弥合来自各种力量的冲突。”

来自意大利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思远（Veronica Di Silvestre）在给研究会提交的论文《中国当代诗歌在意大利翻译与传播：以吉狄马加诗歌为案例》中，详细研究了吉狄马加诗歌在意大利的传播及其影响：“吉狄马加的诗歌作品在意大利的出版历程堪称丰富。迄今为止，他的诗歌已被译成意大利文并出版了六部版本，其中包括四部个人诗集、一本多诗人合集以及一篇期刊论文。作为首位广受认可的中国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的作品通过这四部个人诗集和期刊论文，直接跃入了意大利读者的视野，这一方式与其他如艾青、北岛和杨炼等诗人通过期刊或合集逐渐渗透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吉狄马加在回应研讨会时表示，“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迈向明天的十字路口，其不确定性更是让人类充满着迷茫和忧虑。当工具理性和技术逻辑成为主导，特别是一个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诗人如何重新获得我们对生命与自然的感知力，让人和生命再次回到人类精神的中心，我想这应该是，也必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将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据悉，昌耀诗歌奖设立于2016年，迄今已有26位诗人、评论家获奖，该奖由青海省文联、省作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办，作家网、中诗网、青海省企业联合会、青海省大湖出版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协办，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承办。第五届昌耀诗歌奖评选自2023年10月启动，海内外诗人、评论家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2024年5月,第五届昌耀诗歌奖三个奖项评选结果揭晓。

火焰上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作者: 吉狄马加著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 2021-11

授奖词

诗人吉狄马加以彝族之子的身份从大凉山出发，他以深情的颂歌方式为他的母族、也为整个诗坛奉献了一曲动人心魄的《初恋的歌》，由此成为当代彝族文化与彝族精神的诗歌代言人。此后，吉狄马加的思想艺术视野日趋开阔与宏大，与中外现当代诸多杰出、伟大的诗人构成深刻、丰富、有效的对话和互动关系，由此也使得吉狄马加从最初的一位符号性的当代彝族诗人，转变成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当代中国诗人与世界性诗人，并相应地使得其诗歌文本蕴含着丰富、复杂的民族（彝族）意识、中国经验与人类观念。一般而言，吉狄马加的诗歌语调高亢、激昂而庄严，情感真挚、质朴而炽热，属于颂歌体，风格大气、豪放、崇高，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尤为难得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日益自觉地将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有机融合在一起，诗人常常从人类文明与人类命运的思维角度与思想高度，处理社会现实的重大题材，其高远、超迈的立意为许多当代诗人所欠缺，由此充分彰显出吉狄马加诗歌创作与众不同的卓越价值。此外，近一二十年来，吉狄马加还创建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泸州国际诗酒大会、成都国际诗歌周等国际性诗歌交流平台，为新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非常积极与重要的贡献，大大提升了中国当代诗歌及中国当代诗人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广受中外诗人的肯定与好评。鉴于此，特授予吉狄马加先生“第五届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

吉狄马加致答谢词

感恩生命中的福地

——在第五届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颁奖典礼上的致答辞

文/吉狄马加

各位嘉宾、各位同志、亲爱的诗人朋友们：

非常高兴能回到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近十个年头的青海，来参加第五届昌耀诗歌奖的颁奖活动，在这里我首先要向本届诗歌奖的组委会和评委会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了我这样一份真挚而厚重的荣誉，同时还让我再次回到了生命中的福地青海。我不知道，在坐的诸位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自己人生不同的时间段，总有一两个地方，会铸就你生命中足以让自己回味一生的事情，这对于我而言，那就是今天我的肉身和灵魂与其再一次相拥在一起的青海。朋友们，作为一个诗人，我已有四十多年诗歌写作的经历，但作为一个行动的诗人，感谢命运的垂青，是青海的这片高大陆，终于让一个诗人的文化理想，在这里变成了现实。这种幸运，不是任何一个诗人都会有的，令我时常感怀的，是那些近似于现实与梦想中的存在，不仅仅曾经无数次的发生过，更让人可以慰籍的，是它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不断被延续着的精神创造的某一个部分。我从未怀疑过所发生的一切，都来自于纯粹的偶然，但我相信人将要去完成的事业，将会彻底的改写他生命的轨迹。

朋友们，感恩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是一种美德，今天我们这个诗歌奖是以昌耀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他生前的诗歌朋友，我以为没有青海雄奇的伟大自然，刻骨铭心的花儿谣曲，野性奔放的生命自由，以及诗人多舛的命运，就不会孕育出这样一位来自湖南常德沅江之畔，当今屹立于华语诗坛的巨匠。昌耀是在这里最终完成了对自己和人类的救赎，同样是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写作者成为整体性大诗人的全部过程。他那些漾溢着强大生命力的作品，难道不是对这片神奇高大陆最深情的感恩和致敬吗，当然是。如果说，我们在不同的时候，都获得过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滋养，那么我们唯有长久地铭记这份恩情，并用我们全部的爱和心灵去拥抱它。我坚信，这片雪域的仁慈与光芒，也将会永远地护佑着我们，当然也护佑着诸位。谢谢大家！

2024年6月24日

应许之地作者：吉狄马加著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2023-10

深度阅读

文/敬文东

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声名卓著、蜚声海内外的杰出诗人。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百余种诗文集。眼下这部体量不菲的文集，汇聚了不同国度、不同语种的诗人、翻译家和批评家研究吉狄马加的文章和专著，不得不说是当下中国诗歌界的一件大事。

本文只是这部大体量著作的一个意义渺小的导读，希望能起到领座员的作用。导游需要多费口舌，领座员仅仅是无需多言的导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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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同行一样，吉狄马加并非职业诗人；和许多同行不一样，吉狄马加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从事各种繁杂的行政事务和繁复的党务工作，四十年来几乎从未离开过这些格外耗费心力的重要岗位。众所周知，这些特殊的岗位需要的语言和诗人、诗歌需要的语言如果不说决然对立，最起码彼此间没多少共同性可言。和从事其他工作的非职业诗人相比，作为诗人的吉狄马加无疑处于更为复杂的境地。

事实上，吉狄马加的外国研究者多从语言的角度，介入吉狄马加的诗篇。通常情况下，研究者们更愿意从诗和语言的一般关系入手，在诗学本身的层次上，看待语言之于诗的致命作用。这当然有道理，毕竟在所有的文体中，诗才是最讲究语言艺术的文类。但本书的作者之一，法国著名诗人雅克·达拉斯（Jacques Darras）却别具慧眼。他宁愿放弃诗和语言的一般关系这个通常被选取的论说角度。这一放弃产生的效果很显眼：达拉斯不仅观察到了吉狄马加面临的复杂境地，更看出了这种处境给作为诗人——而非政府官员——的吉狄马加捎来的好处。达拉斯进而认为，吉狄马加是十九世纪欧洲那些伟大的革命诗人在中国的继承者，吉狄马加是始终处于行动状态之中——而非隔岸观火与隔靴搔痒状态之中——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因其广泛参与的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更有机会观察到其他诗人难以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以及现实的内核。这反而给了吉狄马加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获取“双重的语言”。达拉斯在向法国读者热情介绍吉狄马加的诗歌成就时认为：正是这“双重的语言”，让吉狄马加的诗在通常情况下大于通常意义上的纯诗，因而更具分量。

被雅克·达拉斯命名为“双重的语言”的那种表达方式，在另一位吉狄马加的外国研究者看来意义重大（他的文章也被本书所收入）。何塞·曼努埃尔·布里塞尼奥·格雷罗（Prof.J.M.Briceno Guerrero）在整个西班牙语文学界、思想界拥有崇高的名声和巨大的影响力。他在用西班牙语谈论吉狄马加的诗作时，给了“双重的语言”另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语言的奇迹。”这为说西班牙语的读者了解吉狄马加，打开了一扇很特别的窗户。对于“语言的奇迹”，格雷罗感慨良多：看似不可思议的“双重的语言”，将他引进了一个不熟悉却颇为奇妙的领域，但又不是通常所说的异国风光或异域风情。格雷罗说，他历经沧桑，对人类的任何事物都早已不以为奇，但让他好奇的，是吉狄马加使用“双重的语言”将那些非人类的东西吸纳进诗歌空间时，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使“双重的语言”，并使这种“语言的奇迹”人性化了的呢？格雷罗透过吉狄马加的诗集的西班牙语译本，展开了他对汉语的充分想象。格雷罗甚至认为，通过语言奇迹的人性化，吉狄马加在处理属人的和非人的事物时，有能力将遥远的转化为眼前的，将古老的转化为当下的，以供诗人和他的读者轻轻抚摸。格雷罗颇为动情地说：“就这样，我从遥远来到了近前，如此之近，以致我可以将吉狄马加看作拉丁美洲的诗人，或更确切地说，是全人类的诗人。”

吉狄马加的诗作者: 吉狄马加著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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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马加的海外研究者们莫不清楚，在以汉族为绝对人口主体的伟大国度，吉狄马加既是一位少数族裔（亦即诺苏彝族）的诗人，也是居于全球化和地球村当中的诗人。这应当是研究吉狄马加最基本的前提和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立陶宛伟大的桂冠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在他那篇热情洋溢的研究文章中，特意引用过吉狄马加多年前写下的一段话：“我写诗，是因为有人对彝族的红黄黑三种颜色并不了解。/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性的。我对此深信不疑。”面对这样的告白，托马斯·温茨洛瓦的判断来得非常迅捷：吉狄马加既在捍卫弱小的民族及其语言、传统和自我认同感，同时也在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在其诗作中理解人类的人类性。毫无疑问，人类的人类性乃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为关键的要素。紧接着，温茨洛瓦从吉狄马加的上述言论中，发现了一个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这个世界自古以来，都应该是、事实上都已经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世界。因此，吉狄马加是在对整个世界，决不仅仅是在对他的四川大凉山说：我——是——彝——人……据此，温茨洛瓦很坚定地认为：作为诺苏彝人的后代，吉狄马加是一位综合性的诗人；打一开始，他的诗歌写作就天然地免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指控。温茨洛瓦充满智慧的眼力，还有他的仁慈，令中国读者格外感动和欣慰。

美国人梅丹里（Denis Mair）差不多算得上吉狄马加最主要的英文译者。和甚少中国经历的温茨洛瓦、达拉斯等人不同，梅丹里长期生活在中国，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原貌。无论是对吉狄马加的老家大凉山，还是对吉狄马加众多的诗作，梅丹里都称得上十分熟稔。直观之所以往往有推理和论证所不及之处，就在于它的感性和直接性；梅丹里因此无需像温茨洛瓦那样去论证，去推理，就能径直说出他的结论。在梅丹里的眼中，吉狄马加“既是一个彝人，也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位世界公民”，他三者兼容，“互不排斥”。多年来，吉狄马加的诸多诗作和有关诗歌方面的诸多主张，让梅丹里确信了吉狄马加自身的确信：在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时代，任何种类的“地方性知识”如果只是一味地固守自身，就注定没有前途；如果不针对最大公约数的世界发言，或者竟然无视最大公约数的世界，专注于文化的内循环，任何语种的诗篇都无异于自寻死路、自掘坟墓；唯有人类的人类性在诗中得到张扬，这样的诗篇才是真正意义上属于人类的共同的诗篇。

在这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旅美华人学者麦芒。作为一个美籍中国人，麦芒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对汉语诗歌的洞悉，比诸梅丹里和温茨洛瓦天然具有直接性。他在收入本书中那篇杰出的文章（亦即《吉狄马加：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他者》）中，引用了吉狄马加对自己为何写诗所做的辩解：“我写诗，是因为我一直无法理解‘误会’这个词。”在引用完这句话之后，麦芒的阐释很精彩。他认为，理解而非误解，才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核心品质，才称得上人类的人类性。麦芒对此的看法，和托马斯·温茨洛瓦、梅丹里很相似。他说，吉狄马加的诗歌是开放的、包容性的。他对本民族历史、本源的热爱，和他对世界、对全人类的热爱，同样真挚而真诚。麦芒的断语简洁、坚定并且动人：“这也许就是吉狄马加诗艺的成功秘诀：向世界敞开，永远做自己民族价值的确认者。任何怀疑者，质疑当今中国诗坛却有一种这种品格的诗歌的存在和勃兴，这只能说明怀疑者的想象力的贫乏和枯竭。”

诗人的圆桌：关于自然、人文、诗学的跨文化对话作者: 吉狄马加著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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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眼力的外国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不久，吉狄马加就写出了和新冠疫情直接相关的长诗——《裂开的星球》。这些研究者很准确地观察到，人类的人类性在这首长诗中被大强度渲染；这首诗仿佛是人类的人类性极尽表演的舞台。俄罗斯诗人维雅切斯拉夫格列勃维奇库普里扬诺夫在谈论到这首诗时，非常敏锐地发现：地球这颗星球的裂变，正在击穿诗人吉狄马加的心脏；吉狄马加则希望以他的整颗心脏消除这一裂变，疗治和修复人类共同的星球，缝合它的伤口。库普里扬诺夫尤其重要的发现，是为了弥合裂变、缝合伤口，吉狄马加和他的《裂开的星球》竟然有意识地求助于彝族古老的神祇，并且发出了这样的呼唤：

哦，女神普嫫列依！请把你缝制头盖的针借给我还有你手中那团白色的羊毛线，因为我要缝合我们已经裂开的星球。

这个发现堪称意义重大：古老的神话没有因为它的古老而丧失自身的价值。它不仅依然能够有效于当下的世道人心，而且因为它从未丧失自身价值的古旧特征反而更具有人类性。为此，库普里扬诺夫很郑重地说：“是的，我们应该向我们的神话和我们童话中的善的魔法中的文化英雄求助，我们的邻居在自己的英雄和魔法的求助中为我们找到了出路。”无独必有偶，塞尔维亚诗人、学者德拉根德拉戈伊洛维奇（Dragan Dragojlovic）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裂开的星球》中的一行诗句：“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兄弟。”而这种天下万物皆为兄弟的意识，正是伟大的彝族经典《勒俄特依》的主旨之一。接下来，这位吉狄马加的东欧研究者自然会发问：为什么人类不该明白他们有共同的命运，他们也必然是兄弟呢？不用说，人类的人类性尽在其中。

对此，保加利亚翻译家、小说家兹德拉芙卡叶夫季莫娃（Zdravka Vassileva）另有慧眼。她以女性天生的敏感发现：在《裂开的星球》看来，这颗星球不仅只有过去、现在，还有将来；吉狄马加评价人类成就的基本维度是人类个体、种族和人民之间的平等。这位女性研究者还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裂开的星球》中蕴含的人类的人类性。叶夫季莫娃认为，吉狄马加不仅从本民族的神话中提取营养，整个人类文明都是吉狄马加的诗歌库存。她特意指出：吉狄马加的观察能力和对于生活领域的洞察力，被人类的伟大思想家和艺术家们所发展的主张有力地强化，例如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皮埃尔保罗帕索尼里、安东尼奥葛兰西、胡安鲁尔福、塞萨尔巴列霍、斯蒂芬茨威格、安东尼奥马查多、谢尔盖叶赛宁、扬尼斯里佐斯、尤尔根哈贝马斯、乔治奥威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的作品铺设出人类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新路。如果把叶夫季莫娃和德拉戈伊洛维奇等人的观察相结合，更能让吉狄马加的全球读者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古老的中国依然有一颗少年心。

永不熄灭的火焰:吉狄马加诗歌评传作者: ［波］大流士

·托马斯·莱比奥达著张振辉译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4

欧金乌里卡罗（Eugen Uricaru）是罗马尼亚的著名小说家。面对《裂开的星球》，他提供了另外的理解：这首长诗中蕴含的形而上维度毋庸置疑，但其中的现实主义维度亦然。欧金乌里卡罗很形象地认为，吉狄马加在拉响警报，一个充满痛苦和眼泪的信号，一个呼吁在他人痛苦面前保持心灵敏感的信号。在此基础上，欧金乌里卡罗有更进一步的阐释：这是一场拯救人类自身的星球的战役。我们暂时不知道我们生活的准确钟点，但是我们知道剩下的时间已经有限。欧金乌里卡罗从《裂开的星球》中获取的启示也许是：这个有限的时间属于全人类；抓紧有限的时间自救，是全人类共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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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承认，西方中心主义几乎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客观存在，至今难以被撼动；英语则近乎于一种帝国主义语言，自以为比其他语种更具有优越性。这在文学上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普遍被冷遇；在大多数时候，西方人更愿意视中国当代文学为观察中国社会的材料，文学的文学性被降解了。更有意思的，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电影界开始以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这样的电影被西方接纳，并频频获奖，因为西方人自以为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中国。紧接着中国电影界的是中国美术界，再接着是中国小说界，再再接着的是中国诗歌界，甚至有人公开声称：如果他的诗不翻译成英语，就是失败的诗。

从最为善意的角度讲，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是因为中国太复杂，很难被外人所理解。在为吉狄马加的诗集的葡萄牙语译本作序时，若泽·路易斯·佩肖托（José Luís Peixoto）说得很客观：“中国广袤无垠，其巨大的体量还会被我们遥远的观察距离所强化，这种广袤经常会让人意识不到其内部惊人的多样性。”理解当然是困难的，但理解的前提，从来都应该是公正和共情，尤其是共情。中国读者很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更多的西方人更愿意从中国的角度看待中国，看待中国诗人、作家讲述的中国故事，讲述的中国人自己的情感生活。但这同样是难以理解的。不妨倾听一下阿根廷著名诗人罗伯特阿利法诺（Roberto Alifano）在面对吉狄马加讲述中国故事的诗篇时，是怎么说的：“创作——发自诗人内心之物——立足于自身并提供另一个空间，另一个维度，另一种声音和另一种寂静。当一切都是这样、那样、都是‘一切’的源泉，当这一切自然地在东方人的眼前浮动时，用我们西方人的眼光来观察是何等的困难！”这是诚实的态度，它来自宽广的胸襟，但它首先是被吉狄马加从人类的人类性出发诚实地讲述中国的故事深度有染。

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

作者: （叙利亚）阿多尼斯等著主编耿占春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10

归根到底，文学的本质就在于它必须探索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在时间中的命运。它天然呼唤人类的人类性，它渴望来自同类的理解，它渴望交流。如今，吉狄马加的诗文在全世界发行，它起到的作用首先是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就像雅克·达拉斯说的那样：“从遥远处，从法兰西，新中国像是一个不清晰的磐石般的强国。无疑，这是一个滞后的观察结果。现代的中国在前进，今日的中国在变化，在它的各种构成中寻求平衡，十几亿男女的行为无法临时安排。所以，应该细心倾听活在语言最深处的诗人们，以便把握这个大国的大致发展方向。”吉狄马加的诗文在“裂开的星球”上广泛发行有一个重要启示：它也许可以从人类的人类性角度弥合裂开的星球，也像雅克·达拉斯向法国读者介绍吉狄马加时说过的那样：

他处于诗篇和神话的交界处。他背靠着整个彝民族。它赋予他几乎永恒的时间意义，以及他高山的视力，高山上雄鹰的视力，明察平原上的现代变化。

（本文系《时光在碾碎时针：域外诗人作家谈吉狄马加》导读，即将出版）

《应许之地》是著名诗人吉狄马加最新长诗力作。该作品穿越历史与现实，对当下人类每天所要面对的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等诸种发展元素和现实，以诗歌艺术的多元手段进行结构和解构，一反诗人所擅长的现代抒情诗的表达方式，呈现出一个具有充分现代意象和调动各种现代手段的诗歌文本。《应许之地》既保持了诗人的初心和纯真，又融合了诗人的辩证思考及历尽沧桑的悲悯。该作品精神架构宏伟，视野开阔，同其他长诗一样，气韵与语词，既具有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又具有高度复杂的现代表达手段，以诗的语言，揭示人类所面临的境遇。

本书是中国杰出诗人吉狄马加的主要诗歌作品合集，也收录了作者在全球文化领域发表的致敬感言和文化宣言。作为作者的代表性文本，本书为其国际译介外推范本。全书分为两部分。辑是诗歌，精选了作者近200首各个时期的优秀诗歌作品，充分展现了其诗歌创作的全貌，诗人多以故乡彝族的人、物、风俗等为主题，意蕴深刻，奔放自由，独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第二辑是诗人在国际诗歌活动中的文学演讲与随笔精华，展现了中国当代具有强烈辨识度的诗人——吉狄马加所具有的诗歌高度、国际视野、精神意识和文化底蕴。

吉狄马加，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性影响的诗人。其诗歌已被翻译成近四十种文字，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出版近百种版本的翻译诗文集。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主要作品:诗集《初恋的歌》《鹰翅与太阳》《身份》《火焰与词语》《我，雪豹……》《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献给妈妈的二十首十四行诗》《吉狄马加的诗》《火焰上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大河》（多语种长诗）等。曾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郭沫若文学奖荣誉奖、庄重文文学奖、肖洛霍夫文学纪念奖、柔刚诗歌荣誉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十月诗歌奖、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中国诗魂奖、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罗马尼亚《当代人》杂志卓越诗歌奖、布加勒斯特城市诗歌奖、波兰雅尼茨基文学奖、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银柳叶诗歌终身成就奖、波兰塔德乌什·米钦斯基表现主义凤凰奖、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奖章、瓜亚基尔国际诗歌奖、委内瑞拉“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一级勋章等奖项及荣誉。曾创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凉山西昌邛海国际诗歌周以及成都国际诗歌周等。

来源：纯粹Pura

吴双葛兰西：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思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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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双

《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译者序

吴双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在中国现行的学术考核体制中，翻译不算分量很重的成果，甚至压根不算工分，搞翻译似乎是浪费时间。不过，虽然学术首先是一种混饭吃的职业，讲究投入产出比，但学术行业的从业者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不那么功利的学术兴趣和追求，这本译作就算是其中之一——之所以花费很大精力翻译这本书，源于它对我个人的智识启发。如今译稿付梓，终于可以把一些个人体验分享给读者。不过，这里先交代一些翻译上的问题。

首先是本书的核心词汇hegemony的译法。在本书的姊妹篇《原霸》的前言中，安德森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称为“或许是关于hegemony概念最重要的一套作品”。[1]Hegemony在中文世界的通行译法是“霸权”。微妙的是，在中文马列主义文献中，hegemony一般翻译成“领导权”，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换言之，中文世界的“霸权”和“领导权”在它的原产地欧洲其实是同一个词——在英文中是hegemony，在俄文中是Гегемония，在意大利文中是egemonia。[2]

Perry Anderson

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原霸：霸权的演变）

London: Verso, 2017

这就不可避免涉及hegemony概念演变的历史。根据安德森的分析，hegemony概念源于古希腊语ηγεμονία，指城邦联盟中的霸主城邦与其他城邦之间的关系。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古典词语才被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俄国革命者发掘出来，用于分析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葛兰西的贡献在于，他将诞生于俄国革命语境中的hegemony概念应用于思考在西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欧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于俄国，不能简单复制俄国革命的经验。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弱小，俄国革命者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千疮百孔的封建沙皇，而西欧的资本主义远比俄国发达，西欧革命者面对的敌人是远比沙皇强大的资产阶级，因此需要截然不同的革命策略。由此，葛兰西运用hegemony概念去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以及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提出了国家（State）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强制（coercion）与同意（consent）的分析框架。

葛兰西用同一个词hegemony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力，而hegemony又对应“霸权”和“领导权”两个中文词汇，于是带来一个翻译上的难题：中译本到底是将hegemony统一翻译成某一个词，还是根据不同语境翻译成不同的词，还是干脆保留原文呢？考虑再三，我决定，在只涉及资产阶级的地方，翻译成“霸权”，比如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只涉及无产阶级的地方，依照中文经典马列主义文献的译法，翻译成“领导权”；在一般意义上谈论hegemony或者同时涉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地方，则同时列出hegemony的两个中文含义“霸权/领导权”，并每隔一段距离用括号注明原文。这一点，请读者务必留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其次是两个重要概念war of manoeuvre和war of movement的译法。本书将war of manoeuvre翻译成“运动战”，为了区别，war of movement则翻译成“机动战”。其实，从字面上讲，manoeuvre比movement更书面，应该翻译成相对书面一些的“机动”。不过，考虑到war of manoeuvre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远高于war of movement，而且作者交替使用这两个词，意思完全一致，所以我决定采用中文文献中更常见的“运动战”对应出现频率更高的war of manoeuvre，用不太常见的“机动战”对应本书中出现频率更低的war of movement。也请读者注意。

此外，还有必要说明几个体例和格式问题。原书脚注中引用的文献，绝大部分都没有中文译本，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出处，本书脚注保留了文献的作者、标题、版本、刊物、页码等信息的原文。大部分人名，本书都在译文后用括号注明原文，但有些非常著名、有通行中文译法的人名，比如Walter Benjamin，中文译名后则省略了原文。

交代了以上内容，现在可以谈谈这本书对我的启发了。大约在博士三年级时，我看完了这本书，收获很大。安德森的很多分析，不仅回答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些困惑，而且成为我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给我的启发，首先是方法。在学术研究中，一种很常见的倾向是，专门研究某位思想家的学者，往往会最大限度地“善意理解”这位思想家，致力于将他的理论“说圆了”；一些走得更远的学者，会在思想家的理论出现明显的模糊、不一致甚至矛盾，以至于研究者很难替思想家“圆场”时，认为思想家必定藏有深意，是后人和读者不理解思想家的巧妙安排或良苦用心，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思想家作品蕴藏的深意。

安德森则针锋相对提出，这种整个思想史上普遍存在的倾向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任何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必然既庄严深刻又连贯一致，研究者的最高任务是证明思想家根本的内在统一性。但现实经常恰恰相反：一个真正原创的思想家通常会表现出显著的结构矛盾，他的作品中往往存在大量的模糊、滑动、断裂、缺失、不一致、紧张，甚至矛盾，试图将思想家的理论“说圆了”，人为地强加或提炼某种并不存在的统一性，只会简化和扭曲其理论的本来面貌，堵塞那些本来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缝隙和空间。

佩里·安德森

在安德森看来，存在模糊、不一致以及矛盾，并不意味着思想家的水平不高，他作品的缺陷，往往是高度原创性的代价或副产品。安德森分析说，诸如马克思、列宁、葛兰西等高度原创的理论家通常都要经历相同的命运：必须运用那些为不同目的和时代而设计的旧词汇或曰“承袭语言”（inherited language），去处理全新的问题，建构全新的观念，而这又会掩盖与偏折它们旧有的意思。正如马克思不得不运用黑格尔和斯密的语言去思考自己的创新之处，列宁不得不运用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语言去思考自己的创新之处，葛兰西也不得不在克罗齐和马基雅维利提供的陈旧且不足的语言装置内生产自己的理论。换言之，正是因为原创思想家处理的是前人没有处理过的新问题，而他们又不得不运用陈旧的概念和理论工具，无法完全覆盖自己关心的问题，无法精确表述自己的观点，因而经常会发生思想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模糊、缺失、滑动、断裂乃至矛盾。分析思想家的局限，并不会损害他的形象，反而能展示原创思想家踏入那些前人未曾涉足的未知领域时的艰难与蹒跚，更重要的是，发现那些值得后人进一步挖掘的缝隙与空白。

其次是这本书对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统治结构以及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夺取权力的革命策略的精辟分析。安德森对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进行了细致的语文学（philology）分析，我们这里不必深究细节。大体来说，葛兰西认为，欧洲资产阶级的hegemony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强制（coercion）与同意（consent）。一方面，欧洲经过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形成了一整套强大成熟的国家机器，拥有组织完备、能触及每个国民的官僚队伍以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和警察，建设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国家机器可以迅速动员并将暴力投送到全国任何地方，镇压革命，因而具备强大的强制能力。另一方面，欧洲资产阶级早在封建时代，就开始积累财富，酝酿自己的先进文化，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欧洲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出了成熟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看来，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只是“外层壕沟”，市民社会才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系统”，它复杂的结构可以为国家抵御重大的政治或经济危机的震荡。拥有财富、教育、自我组织能力与闲暇的欧洲资产阶级发展出了精致发达的文化，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包装成全体国民的普遍利益，掌握了文化优势（cultural ascendancy）。相比之下，贫穷、缺乏教育和闲暇去发展自己文化的无产阶级，反而心甘情愿被资产阶级的文化俘虏，处于意识形态上臣服（ideological subordination）的地位，使资产阶级得以进行基于同意的统治（rule by consent）。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

曹雪雨、姜丽、张跣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更关键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本身不仅仅具有强制功能，它同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通常都得到了被剥削阶级对自己遭受剥削的同意，那么，资产阶级hegemony中的同意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根据安德森对葛兰西的分析，资产阶级hegemony中同意的新颖之处在于，它采取了大众信仰的基本形式，让大众相信自己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行使最终的自决权。正是在这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扮演了关键角色：它能制造“组织化的同意”（organised consent）或曰“制度化的大众同意”（institutionalised popular consent）。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下，定期举行竞争性选举，让人民以为自己参与了政治，上台的统治者经过了自己的同意和授权，是自己的公仆和代表，因此，人民服从的法律是自己同意授权的代表和公仆制定的，于是，人民最终不过是在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资产阶级并不像过去的统治阶级那样宣称自己拥有某种本质的优越性，有资格成为统治阶级，而是宣扬所有公民的民主平等，使人民不相信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这就用法律上自由和平等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据对生产资料的不同获取机会，将所有人分配到不同社会阶级中的阶级不平等。因此，资产阶级国家“代表”了从社会阶级中抽象出来作为个体和平等公民的全体人口，它向劳动群众展示了，他们在市民社会中不平等的地位，在国家中似乎是平等的。议会每四五年选举一次，作为民意的主权表达，将国家的虚构统一性（fictive unity）反映给群众，就好像它是他们自己的自治政府一样。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法律上的平等，掩盖了“公民”内部的经济分化以及大众完全被排除在议会运作之外的现实。因此，议会制国家构成了资产阶级所有其他意识形态机制的中枢。

但是，安德森指出，最终，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要以武力作为后盾。议会民主制的正常运行，根本上依赖于资产阶级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在日常状态下，资产阶级hegemony中强制和武力的一面隐而不现，一旦形势发展到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紧要关头，强制和武力就会走向前台，毫不手软镇压革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一旦失去暴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系统将立刻变得脆弱。而有了暴力，这个系统就变得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貌似“没有”暴力。可见，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革命者面对的敌人要远比资本主义薄弱地带的敌人强大，他们不仅掌握了更加强大的暴力机器，还有远为强大的文化霸权，也就难怪那里的革命都失败了。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像俄国与中国这样的工业化滞后、资产阶级力量较弱的国家，才成为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英]佩里·安德森：《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吴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

本书的出版，经历过一些波折，否则本可以更早与读者见面。佩里·安德森教授和安德森夫人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安德森夫人还细致地校阅了译稿的部分内容，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还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认可与信任。最终得以出版，也就足够了，就像莎士比亚那部戏剧的题目所说，结果好，一切都好（All's Well That Ends Well）。此外，感谢我的老师章永乐教授牵线搭桥，帮助我联系作者和出版社，译文的初稿还曾在章老师主持的半渡读书会上报告。也是在读书会上，我第一次听章老师说起他在UCLA念博士时的导师佩里·安德森以及他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礼记·学记》有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选择走学术这条路，固然需要一些抱负和决心，但前路漫漫，学术的日常其实很多时候是枯燥、煎熬甚至沮丧，需要一些同行伙伴的激励，才能坚持下去，走得更远。读书会在北大法学院陈明楼举行，而我人在青岛崂山的海大，只能线上参加，但也不会减损讨论的愉悦。连续几个星期，我们每周日下午，一边阅读译稿，一边讨论，顺便帮助我校对，于是才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

尽管安德森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但却是“高富帅”出身，他上的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后来又自己掏钱，买下了《新左评论》杂志，一编就是几十年，这哪是一般英国工人家庭能干的事情。[3]也因此，安德森的文笔十分典雅，他喜欢使用生僻的词汇和富有文学性的修辞，给翻译增加了很大难度。原文中有很多词汇和修辞，在中文里很难找到合适的表达，每当此时，我就真正体会到了严复在翻译《进化论与伦理学》时那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心情。虽然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在准确译出原文意思的同时，保留原文的文学性语言和修辞，但限于知识和能力，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人们经常说，翻译是“二次创作”。安德森的理论水平与他那“老牛津”的典雅文笔自然不用多说。至于我的译文质量如何，就交给各位读者评判吧。

吴双

2023年7月6日于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注释

[1] 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5月版，第Ⅹ页。

[2] 安德森《原霸》的一大遗憾，就是遗漏了hegemony在中文世界的另一个含义“领导权”。关于hegemony概念传入中国并翻译成“领导权”一词的过程，可参见李放春：“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Hegemony概念的中国革命旅程（1923—1927）”，载《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

[3] 卞海、开儒：“高富帅闹革命：Perry Anderson的家史”，载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kOYgDZHtLw1uvPZCkH2A，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7月9日。

鲍韶山：陷入“被取代焦虑症”的西方，令世界迎来“险象环生的十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鲍韶山，翻译/观察者网郭涵】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将本世纪二十年代形容为“险象环生的十年”。他谈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我认为，这十年的危险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以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精英为代表的西方集团正在经历一轮旷日持久的“被取代焦虑症”。

我指的“被取代”是基于正在以下几个领域发生的、长期与结构性的转变：（1）在北美和欧洲（包括英国）这两个迄今为止占全球主导地位的跨大西洋世界的国内层面；（2）体现在国际事务秩序的概况中。地缘政治经济的发展，加上美国的军事霸权跌下神坛，正再度对西方不受节制的权力发起挑战。

国际经济互动的概况

过去5年来，美国越来越明显地推动一种政策机制，旨在断绝中国获取关键科技的渠道，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地理分布。这一切都是在“脱钩”、“去风险”和“友岸外包”的名义下进行的。

然而，尽管美国做出这些尝试，中国反而正在加深（而非减少）同全球各经济体的融合程度。中国同欧洲、美国的贸易持续增长。唯一改变的是，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同跨大西洋世界以外的各经济体融合。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包括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同美、日、欧的贸易额之和。东盟在2021年取代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中国同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增速远远超过同世界成熟经济体的贸易增速。简言之，全球南方国家现在代表着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

至于资本市场，有证据表明，尽管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规模依然是全世界最大，但亚洲（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资本市场的规模现已超过英国和欧洲，这一切都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发生的。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改革正在加速提升其成熟水平与国际化程度。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不限于香港，内地的各证券交易所正与中亚、西亚（尤其是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交易所开展股权、技术和监管合作。西亚正日益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跨国机构的发展也将助力形成新的经济价值的流动模式。金砖国家不仅在2024年扩容，欢迎那些化石能源丰富的国家加入，还致力于发展跨境支付系统，通过使用本币来有效且高效地开展贸易。金砖国家创建的新开发银行正在努力提升使用成员国本币的融资能力，如去年8月成功发行了南非兰特债券，作为之前以人民币为主的集资活动的补充。预计2024年巴西雷亚尔的融资也将启动。

去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峰会期间集体合影图自：新华社

所有这些发展都表明，货币的多极化（或者去美元化）进程仍在继续，且伴随着各国央行之间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以外其它支付系统的建立与数字货币的发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近的统计显示，三分之一的联合国成员国准备在贸易结算中增加使用本币的比重。中俄贸易（约2000亿美元，且在不断增长）在24个月内实现了去美元化，事实表明，在许多条件影响下，这一进程可能比以想象中要快得多。

国内经济概况

尽管西方主流媒体喋喋不休地宣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到2028年，中国经济依然将以每年超过5%的速度增长，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将占到三成以上。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重组的过程，国家资本正被重新分配，从商品房地产行业转向高科技及相关的制造业领域。这是为应对金融泡沫和国家经济发展能力错位等风险做出的必要调整。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推动下，中国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价值曲线中的地位也在上升。

那些价值较低的工作正在迁移到距离市场更近、能够规避美国关税的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越南和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快速增长，而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贸易顺差也在增长。

欧盟和英国正在经历他们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主要的催化因素是能源成本上涨，这激发了一轮去工业化进程。德国的情况最为明显，但在欧洲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美国的慷慨补贴也在吸引欧洲产业向美国转移。

美国经济比表面上的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失业数字所反映的更加脆弱。企业及个人破产数量不断上升，2023年增长了18%，达到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预计，随着个人和企业受困于高额的私人债务和高利率，这一趋势将在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体现。金融化加剧了整个系统的脆弱性，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一个日益依赖虚拟资本实现增长的经济体系掩盖了其实体经济的潜在弱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衰落就已经引发了担忧。拜登政府最近出台的补贴政策也许能制造一些头条新闻，但远不足以扭转颓势。正如美国土木工程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的《基础设施成绩单》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经济的基础设施也陷入困顿的状态。

美国失败的战争

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争已经失败，制裁、关税以及所谓的“芯片战争”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2022年年初，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发起了迄今为止最猛烈的制裁战。美国总统乔·拜登承诺要将俄罗斯卢布变成废纸。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承诺要击垮俄罗斯的经济，阻止俄罗斯获得最新技术与进入欧洲市场。俄罗斯经济承受住了炮火，并逐步适应，回到了比欧盟和美国更高的增长水平。

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导致一部分生产活动转移到越南、墨西哥和泰国等地，但这并没有削弱中国的出口总量。尽管存在贸易壁垒，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未缩小；中国在全球的贸易顺差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后一个事实是由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贸易的相对和绝对增长，如今这些市场对中国来说要比传统的跨大西洋市场更为重要。

所谓的“芯片战争”可能延缓了中国相关科技的发展，但归根结底并没有能限制住中国的发展。相反，越来越明显的是，美国的禁令让中国加快了高科技领域的自主能力建设。有证据表明，中国企业已经克服关键障碍，开发出了自己的5纳米芯片，且中国有望在扩大半导体产能方面领跑全世界，预计2024年将有18座新的晶圆工厂投产。

国内存算一体芯片企业不完全统计，制表丨电子工程世界

美国介入的“热战”也在失败。尽管国防部长奥斯汀宣称，美国依然拥有“全世界最致命的军事力量”，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正被自身的市场营销所忽悠，其产品的实战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在历时二十年、砸进去2万亿美元后，美军被迫从阿富汗撤出。根据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统计，作为其代理人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75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460亿美元（61%）都是军事援助。2024年美国国会还愿意批准多少援助仍有待观察。但随着代理人战争的深入，战场上的形势日益明朗：俄罗斯很有可能获胜。

一系列西方“奇迹武器”未能经受住实战的考验，其支援前线战斗的军工生产体系也暴露出了局限性。西方主流媒体一度大肆宣称，俄罗斯的导弹供应即将耗尽，事实却正好相反：一方面是西方的弹药供应短缺、生产能力陷入瓶颈，另一方面则是俄罗斯军工产能的快速提升。

西方的政治宣传试图建构自己的一套现实，但关于真相的实际后果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如今，西方观察家们正逐渐对此表达惋惜。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Chas Freeman）便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

近来以色列在加沙的惨败与种族灭绝行为暴露了美国“致命性优先”（kinetic first）的本能。美国拒绝支持要求停火的呼吁，令自己在中东地区和联合国的外交场合中日渐孤立。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拜登政府甚至绕开国会，批准对以色列的军援。一场原计划将快速击败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却演变成残酷血腥的战争，在3个多月内已造成加沙地带超过2万平民的死亡。美国的威信受到了严重削弱。

美国对于被取代的回应

全球经济的大势正不可阻挡地朝南方国家的方向转移。相对来说，美国和欧盟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不如发展中世界快速增长的市场。对于发展中世界来说，中国是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重要的合作伙伴。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最近发起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倡议的推动下，贸易和资本朝这个方向的流动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资本市场同沙特、阿联酋资本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为中国与西亚之间的资本流动开辟了新的渠道。

欧亚经济圈（包括西亚能源丰富的国家）的整合为价值增长与流动创造了新机遇。资本流通，比如以本币计价的投资流动，也为贸易增长提供了补充。“欧佩克”成员国有能力用本币从事石油交易，进一步帮助这些国家降低了对美元的依赖。

经济上的去中心化是西方集团对于自身被取代而产生焦虑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将自身的军事优势挂在嘴边，但现实中这更多是空谈，导致了在“硬实力”层面的进一步焦虑。

以上的物质因素深受一种根植于摩尼教思想体系的影响，种族例外论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元素。这充分体现在千禧年以来以美国例外论为基础的狂热思潮中。对其拥趸来说，“去中心化”的想法已经足够糟糕了；而新的中心出现在以“近东和远东”为代表的东方，那是更加无法接受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预期，跨大西洋两岸的新保守主义者将会加大力度，竭力维护西方殖民霸权和美国的霸权地位。无论何时何地，一旦感受到威胁，就要在世界各地制造不稳定，这便是他们的剧本。过去数十年来，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段已经在无数次“颜色革命”与“政变”中得到体现；说到底，发动政权更迭的目标就是扶持一个容易被操纵的政权。

2023年12月24日，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反对派支持者发动袭击，抗议选举议会选举结果，警察守卫议会大楼。图自：视觉中国

未来几年，欧亚大陆上出现颜色革命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提升。中国领导人去年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发出了关于这类风险的警告，可谓是有先见之明。

此外，正如我之前所描述的那样，通过借鉴乌克兰2014年至2022年上演的剧本，在亚洲为代理人战争所做的准备也很有可能会继续推进。菲律宾正在接受这样的准备，中国台湾也是如此。

当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平原面对失败后，北约将目光放在转型成一支全球军事力量上；这意味着它将继续试图在亚洲建立军事存在。北约在日本寻找落脚点的努力遭到了法国的拒绝，但这很难说是北约最后一次试图将“大西洋”（Atlantic）中的字母“A”改成代表“亚洲”（Asia）。

跨大西洋两岸的新保守主义者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层面都经历了去中心化。500年来的海外殖民统治，加上过去70年来的美国霸权已行将就木。对当事人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不愉快的过程。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前意大利众议院议员，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领导者之一，观察者网译注）曾经指出，“旧世界正在消亡，新世界尚未诞生：如今是一个怪物的时代”。今天，葛兰西口中的“怪物”就是令西方集团及其新保守主义政治精英倍感煎熬的现实：一个多极化的新时代正艰难地向前发展，而他们不得不正视自己被新时代所取代的焦虑。

这就是为什么，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将是“险象环生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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